宋晓梧

　　在2010年年末展望2011年前景，首先想到的是“十一五”与“十二五”规划的衔接。

　　“十一五”期间，中国继续保持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高速发展势头，并率先走出世界金融危机的阴影，综合国力大大增强，GDP达到世界第二，同时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不可否认，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提供了独特的经济社会发展案例。之所以说中国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案例，是因为我认为现在说中国模式还为时尚早，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还面临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坦率讲，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主线。这就引人深思，如果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可供世界其他国家学习借鉴的、比较完整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又何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呢？

　　认真回顾“十一五”并进而总结30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历程，可以看到，我们在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付出了很大的成本，以至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成为政府和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问题。对于中国经济来说，资源环境的约束对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对此人们争议不大。但展望2011年和“十二五”，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讨论发展方式转变这样的重大国策，更要重视社会问题。

　　社会结构滞后经济结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2010年初发表了《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研究报告，分析对比了世界上一些国家人均GDP在4000美元左右时的社会结构，包括就业结构、分配结构、消费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社会组织结构以及社会阶层结构等，结论是中国的社会结构滞后于经济结构15年以上。这个报告指出，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不协调，已经严重制约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我十分赞同社会结构滞后已经制约了经济发展的结论，同时还想补充一点，其实中国的经济结构本身问题也很大，例如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失衡、内需与外需的比例失衡、二产与三产的比例失衡，还有科技创新与引进仿制的比例失衡等。而且，也很难把就业弹性低、收入分配差距大、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等单纯看成是社会结构问题，它们与经济结构密不可分。

　　中国当前面临的问题是经济总量极大增长、经济规模极大扩张，而经济结构十分扭曲、社会关系十分紧张。可以说，中国是GDP一枝独秀，经济结构、社会结构都急需调整。

　　与经济这条腿比，社会这条腿更短，这是温家宝总理多次强调过的。回顾历史，古今中外，因为环境资源问题而中断经济社会繁荣的先例很少。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开元盛世、明朝的永乐辉煌、清朝的康乾盛世，哪一个是因为环境资源问题衰败的？罗马帝国解体是因为它的资源环境出了问题吗？苏联解体是因为它的资源环境出了问题吗？中外历史上绝大多数国家繁荣的中断都是因社会矛盾激化所致，即便发生了外敌入侵的情况，那也是自己先内乱了。

　　还有许多中外学者提出要警惕中等收入陷阱，举出的例子多是南美国家，但是南美国家资源环境现在还很好，主要是经济政策、社会政策不当造成两极分化，致使一些国家迈过了人均GDP 3000美元或4000美元的关口后，经历了较长时期的徘徊甚至倒退。

　　国内案例还说明，许多环境资源问题和社会问题紧密相连。工厂大量排污，矿山开采造成沉陷，而深受其害的老百姓无力抵制、无处申冤，直到造成大规模群体事件为止，这样的例子还少吗？当然，绝不是说资源环境问题不重要。工业化以来，正如马克思曾经说过的，人类用魔术棒一样把无比巨大的生产能力从地底下召唤出来，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大大增加了可能破坏自然的能力，所以我们对资源环境的关注理应超过过去任何一个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由于社会矛盾激化导致繁荣中断的历史不会重演。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最突出

　　中国当前面临的社会问题很多，最突出的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对此，社会各界基本形成共识。“十二五”规划建议也浓墨重彩地强调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性，提出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但一些人说解决贫富差距，政府只能在二次分配上做文章，初次分配交给市场。政府应负责二次分配大家没有争议，问题在于中国初次分配的市场体系完善吗？

　　我看至少有四方面的问题：一是用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基本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体系割裂了劳动力市场，造成初次分配中农民工劳动报酬被长期过分压低；二是初次分配中行政性垄断行业平均工资过高，最高与最低行业相差6倍以上，远高于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的2～3倍；三是规范初次分配的劳动法律法规不落实，强制超时加班、泛用学生工、非法使用童工、私了工伤事故、无视劳动保护条件等违法违规的事情经常发生，拖欠工资，特别是拖欠农民工工资至今时有所闻；四是初次分配中调节劳资关系的集体谈判机制不健全。因此，政府在初次分配中必须有所作为，加快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加大行政性垄断行业的改革，健全劳动法律法规并严格执行，健全集体协商机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其实我也很担心出现用行政指标干预企业内部分配的问题。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赋予企业用人自主权，包括确定企业职工工资的自主权。但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报酬并不是单纯由雇主单方确定的，劳动报酬与资本收益之间的关系也不仅仅受市场供求的影响，还有一个劳资双方协调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收入分配在很大程度上演变为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能不能得到充分表达的问题。

　　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

　　目前社会管理体制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民间组织数量虽有较大发展，但质量不高。其中大多数行政色彩浓厚，缺乏应有的民间性、自治性、自愿性和自主性。本应代表不同阶层利益或独立协调社会事务的各类民间组织依然存在“官办、官管、官运作”的现象，反映社情民意的表达渠道就难以真正拓宽，社会不同利益群体间的自我协调机制也难以广泛建立，这必然造成政府在社会管理方面继续维持“管得过宽、管得过细、管得过死”的局面。

　　按理说，不同利益群体间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各自组织的对话协商加以调节，因为党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国体、政体和基本法律框架能够容纳各社会团体和谐共处。但由于目前缺少社会组织协商对话这一环节，政府包揽了本应由社会组织自行调节的大量具体而繁杂的利益纠纷，不同利益群体的矛盾难以在基层得到解决或缓解，激化到影响社会稳定，只能迫使政府出面。近年来出现的大量集体劳资纠纷最后都由政府解决，就是这一症结的写照。从社会体制建设的角度看，完善劳资集体谈判的意义绝不仅仅局限于工资调整，而是维护劳工与雇主双方合法权益的体现，是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环节。

　　现在我国已经有几十万个社会组织，较之计划经济时政府完全垄断社会管理的情况有了很大改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实行政社分开，解决“官办、官管、官运作”的弊端，就可以建立“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形成“全面表达社会利益、有效平衡社会利益、科学调整社会利益的利益协调机制”，从而使社会体制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四位一体，协调发展。

　　社会和谐将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社会各阶层充分表达自己的合法诉求，合理分享经济的发展成果，应当提到“十二五”时期重要议事日程中。当中国普通劳动者自我组织能力与消费能力都大幅度提高以后，经济结构得到调整，社会关系相对稳定，那时也许我们可以认真讨论“中国模式”了。(作者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