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华

　　马丁·沃尔夫是一位深刻的观察家，他在英国《金融时报》的专栏被认为是全球经济金融体系最重要的思想阵地之一。近日，以2011年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展望为主题，《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约访了马丁·沃尔夫。

　　发达经济体财政风险最紧要

　　第一财经日报：您能否谈下你对2011年，美国、欧洲、中国这三个经济体的展望。

　　马丁：我不是一个预测家，而且我认为此时此刻来预测经济的发展方向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当前世界体系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我认为当前经济最有可能的发展趋势是：美国经济缓慢复苏，基于当前美国实施的刺激计划，美国经济可能会出现一些复苏和增长，增长率可能是3%左右；欧洲经济的增长率可能在1%~2%之间，其中德国经济增长最强劲；中国的增长率可能在8%至10%之间。

　　日报：即将到来的2011年，您认为全球经济体系里有什么样的问题、风险值得市场特别关注？

　　马丁：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有很多需要关注的问题。我把它们分成发达国家的问题、新兴市场国家的问题，以及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之间的问题。

　　首先谈谈发达经济体的问题。正如我们所知，发达国家正努力从金融危机的泥沼中走出来，危机突出了其过去十年资产价格泡沫的不断累积，尤其是房地产市场的泡沫。这些泡沫不断膨胀，但与以往不同的是，当前金融体系非常脆弱、经济疲弱，以上两种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当前财政问题突出。

　　这造成的结果就是很多国家，除了美国，正在实施紧缩财政政策，我认为在2011年，这会导致这些经济体的需求低迷，特别是欧洲。现在存在着风险——除了那些已经出现财政危机的欧洲小国外，其他国家也可能出现财政危机。危机可能会蔓延，可能会波及到西班牙和意大利，这也许会成为欧洲严重的危机，欧洲的银行体系也将会受到威胁。

　　当然，可能有些人会提出，如果美国的财政问题开始恶化，人们不会再愿意购买美国国债。但我个人对此还是比较乐观的，但是如果美国再出现衰退(二次探底)，那我对美国国债的乐观也就消除了，那无疑会成为全球性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对发达经济体——欧洲、美国和日本来说，其金融形势和财政状况是未来一年发达经济体最重要的问题。

　　其次，新兴经济体问题则相反。它们从危机中稳定复苏，它们的需求强劲扩张，比如中国，这会导致通胀压力的出现，尤其会在商品市场反映出来，商品市场的上涨先是被新兴市场的需求带动，又会被发达经济体需求带动。对它们来说，要如何应对经济过热以及资本流入问题，而又不让自己的经济体出现金融震荡。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国家在未来几年都会有这个问题。

　　最后，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之间的问题，是这两类经济体之间显著分化的经济形势。发达经济体仍然会实施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包括量化宽松政策，这会压低它们货币的汇率，会让投资资金投资于新兴市场。这会让新兴市场在管理汇率方面遇到问题，一方面要管制资本的流入，通过资本管制，或是调降它们的利率。而问题是，如果它们降低利率，又会产生国内经济过热的风险。或者，可以让汇率升高，那这又削弱了自己的竞争力。所以因为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截然不同的形势，它们之间的问题也会滋生。

　　日报：所以你认为发达经济体可能会出现二次探底，而新兴市场则会有经济过热的现象出现？

　　马丁：是的，我认为二次探底的风险并不很大，如果它们的财政状况很糟糕，或是金融危机严重恶化，二次探底的风险就很有可能了。

　　日报：您认为美国还会继续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吗？

　　马丁：当前来看，可能性很小。两个原因，首先，美国经济体看似出现显著增长，最近的预测都比以前乐观，我认为信心可能正在恢复。因此，美联储不需要再量化宽松。另外，奥巴马和共和党之间达成的有关财政政策的协议，所以财政政策明年应该是扩张的，这些原因也都使得第三轮量化宽松的可能性很小。

　　我的猜测是，量化宽松第三轮相对来讲不太可能，可以说是最后采取的措施。但是美国也很可能在继续使用这一工具，这仍会是美国最基本的政策工具。

　　美国国债长期利率趋于正常化

　　日报：您在您的书中提出，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有两个主因，是储蓄过多和流动性过多，这种现象会改变吗？

　　马丁：我认为现在有很强大的经济动力来削弱全球失衡。首先在发达经济体，储蓄增加了很多，包括美国，居民增加了更多的储蓄，发达经济体中只有一个部门没有增加更多的储蓄，那就是政府，我预计这也不会持续。所以我预计发达国家的储蓄率会上升。

　　同时，也有很坚实的理由相信，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过多的储蓄也将会减少。原因有二，首先，工资在上涨，消费在增加；第二，投资需求仍然非常强劲，所以中国经常项目盈余相对于GDP来说仍然很大，但至少很有可能会一直处于其峰值(占GDP比重的11%)之下，我认为这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转变，可能不会很快发生，但是至少这些失衡已经开始或者将要开始消减了。

　　日报：美国国债收益率在达到了历史低点之后，现在开始出现回升，人们说债券市场的泡沫很大，您认为2011年美国国债泡沫会破裂吗？

　　马丁：我不觉得债券市场有泡沫。我以前说过，这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因为你现在无法确定到底债券市场是否有泡沫。长期债券收益率处于极低的位置，这反映出绝大多数市场对经济预期是非常差的，以及担心通缩问题。在过去两周发生的情况是，人们现在开始对未来经济变得更加乐观，他们对通缩的担心也减小了。长期利率趋于正常化。

　　现在很重要的是，要理解到底美国长期债券收益率的正常水准是什么。我的想法是，如果一切运行良好，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的正常水平应该在4%~5%之间。前期曾达到了2.5%左右的低点，因为人们都非常悲观，现在又上涨超过了3%，它很可能很快又上涨0.5%到1%，但是我不认为美国国债市场有泡沫，在此情况下，收益率的变化是对经济形势变化的正常反应。当然，如果经济确实强劲的恢复了，我认为会需要一段时间，美国长期债券利率涨到4%~5%的水平，会出现很多令人痛苦的经济调整，可能会给经济一击，但这样的一击/震荡是有好处的，因为经济会朝着正常化推进。

　　这是1994年发生的情况，当时美联储提高了利率，国债收益率随着利率的提高而升高，但我并不认为明年会出现大幅震荡，但是出现的几率也不能完全消除。概括地说，如果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上涨到4%~5%，我们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好消息。如果要是上涨到7%~8%的水平，那可能就不太好了。但我本人对此不是很担心。

　　日报：通胀问题你如何看？通胀在中国是个非常热门的话题，但是美国现在还面临通缩风险，情况会在2011年改变吗？

　　马丁：我很难相信2011年美国国内的通胀会出现。失业率高企，工资难以提高，美国所有的通胀是输入型的，因为汇率走低，对过去泡沫的调整以及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而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新兴市场经济的快速上涨，主要是当前需求非常强劲。

　　我不认为美国会出现通胀，但我却认为，平均来说，商品价格在未来几年会继续保持强势，在那些需求已经非常强劲的国家，比如中国，确实会有通胀的压力。在这个方面，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有着很大的差异。

　　这就是说，在新兴经济体，通胀风险确实会增加，而在发达经济体，通胀风险则是从海外地区输入进来的。当今世界经济体与之前来说出现了根本性的不同，因为现在在新兴经济体发生的一些变化正在影响着发达经济体。就像发达经济体如何影响新兴经济体一样。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发生了很多变化，这让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与之前有很多不同。

　　“国家货币”而不是“国际货币”

　　日报：下一个问题是有关国际货币体系的。您知道量化宽松激起了很多人对美国的抱怨，损坏了美元的信誉，而欧债危机又让欧元的信誉受损。世行行长佐利克说世界货币体系应该用黄金作为全球货币衡量的锚，您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新格局会是怎样？

　　马丁：让我逐一叙述。

　　首先，我觉得量化宽松政策的理论完全难以理解。我无法理解，对我来说它很荒谬。发达经济体的货币增长速度非常缓慢，并不高。货币增长主要取决于商业银行体系的负债情况，而不是中央银行的负债情况。而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体系之间的负债情况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所以量化宽松让我有些迷惑不解，我不知道它是依据什么理论。

　　美元汇率较低，因为美国利率处于低位，而且预计还会一直保持低位，所以美国资产的投资回报会很低，所以其正在转移资产，向其他领域投资，这也就是中央银行希望看到的。这一情况很可能会持续，美元还会相对继续走弱，美元从2001年开始，其真实价值就一直在下滑，我认为这一趋势还会继续，即便现在美元比其危机时的价值高。

　　就像你说的，因为欧债危机，欧元现在是信誉更低的货币，如果欧元真的崩溃了，那会出现一个强势的德国马克。当然我不是在预测欧元崩溃，我只是说一种情况。那样的话，欧元就不再是美元的对手了。

　　你问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国际货币体系。这其中有很多问题，我无从开口。但可以简单谈谈。在过去的九十年里，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着“国家货币”的世界之中，而不是“国际货币”。

　　我说“国家货币”，意思是货币供给是由一国国内的央行所决定的，是按照一国国内的货币形势而定，而不是国际形势。当国内货币形式与其货币外部价值之间出现冲突，货币的外部价值就会改变。所有大型经济体，除了中国，都运行的是这样体系的货币政策，而中国也接近这样的体系，因为在汇率控制的情况下，中国国内有着货币的自动调节，同时有对外部汇率进行管制，而中国的货币政策也不受国内形势的指引。在此情况下，我们知道在这些不同货币之间的汇率是非常不稳定的。

　　我们知道，长期来看这些货币的购买力也不确定。所以谈及回到金本位时代，或者黄金以某种形式存在于货币体系。你所要表达两个意思。其一，货币政策应该受到对外价值的参照，如黄金，或者说以此为锚，可以摆脱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因为其货币价值是以这种金属价格为参照的。

　　但我认为，说我们能回到金本位，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以前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摆脱了金本位。但显然，从逻辑上讲，这还是有可能的。回到金本位，不是因为国际货币体系的问题，而是因为国内货币规则的问题。这代表着，只要用锚定黄金的方法来替代货币自主性，即替代运用利率，货币供给等货币政策。但是没有任何国家，包括中国在内，表示出想要做出如此的决策。

　　但是如果我们真想这么做，如果全球所有国家都这么做，那么每个国家的国内货币政策，会根据商品的价格作出调整，使货币供给稳定，这就自然会让国际货币体系回归到固定汇率时代，货币汇率与黄金挂钩。我不认为我们现在已经慢慢开始向这个方向转移。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做的，就是使自己外汇储备多元化，投资些像IMF特别提款权SDR这样的资产，就如中国央行行长提议的。

　　这样也根本不会改变国际货币体系，也不会改变各个国家有自己的中央银行，有自己国内的货币目标，却可以让各国的外汇储备多元化，不必过多依赖美元。当然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可以这么做，但是却无法同时调节其货币与美元的价格。这样会出现一些冲突。我觉得现在所进行的一些关于国际货币体系问题的讨论都没什么价值，因为我们无法改变已经持续八十多年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根本特点，就是以国家货币为锚的货币体系。

　　中国经济需要出现重大转变

　　日报：2011年您对中国的决策者有什么建议，在应对经济变化时，要注意什么？

　　马丁：我对中国当前形势的一个建议，也就是我多年来都在探讨的，中国正处在很多复杂的转变中——其发展的形式，以及与世界的关系。有三点要提：

　　第一，中国现在在世界的地位非常重要。中国所做的任何决定对世界都会产生影响。正因为会对世界产生影响，那也会对中国自己产生影响。所以在评估各种决策的时候，中国应该考虑到，其正在成为世界大国这一问题。从货币、商品、贸易政策，等等很多方面都是如此。

　　第二，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的成功增长，主要是因为投资的激增和净出口的上涨。居民消费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的下滑，从长期的角度来说都在下降，但现在一切都发生逆转。我认为未来十到二十年，中国经济的增长更多的是取决于国内居民消费的强劲，而投资和净出口的推动可能较小。出口不会继续显著增加，中国现在已经是全球最大出口国了，因为你已经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了，如果出口再以20%这样的速度增长是不现实的。所以这样的转变意味着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快速增加，消费快速增加，储蓄下降，这需要非常重大的改革——公司治理、工资政策等等。

　　这就与第三点相关：中国经济的发展可能出现改变，从重工业转向诸如服务业带动的经济增长。中国的经济会出现重大转变，随着中国越来越成为发达的经济体，未来十年这种转变需要出现。这也是更正常的经济体。这意味着，未来的每年，这样的转变都应该出现，而且将此当成评判的一种方式。

　　当然同时，中国政府应该确保防止需求过度导致的通胀出现，防止金融泡沫无法控制，防止借贷质量严重恶化，以及有效管理环境问题，等等。但对中国来说，最关键的问题是，未来二十年，如果中国成功了，而且持续成功的每年进行着这种为长期目的而作的转变，在中国经济取得无与伦比的成功的同时，在我看来，也会非常的不平衡。政府会非常的不平衡。我在评估中国的失衡会到什么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