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习记者 王丽榕 发自广州

　　 12月20日，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与《大国医改》作者朱幼棣在广州畅谈医改问题，并接受了时代周报记者采访。

　　医改难在部门利益太纠结

　　时代周报：2007年十七大报告中，关于医改部分，提出要“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开”，然而为何时至今日，老百姓依然觉得“看病贵，看病难”？

　　朱幼棣：医改首先是药，经过30年的发展，药已经完全走向市场。现在是公立医院这个坎，我国95%以上的医院都是公立医院，除了古巴和朝鲜，其他国家没有这样大的量。公立医院比例太大，导致了国家财政没办法养，就跟原来的国有企业一样，死不了，也活不好。于是面临着产权改革、引进外资等问题，但这又涉及到医院的公益性问题、营利与非营利的问题。

　　医改是一个很大的领域，涉及的部门、行业和人，非常广泛。光是部门，就有四五个，卫生、医药、医保、财政和发改委。这是直接有关的，实际上可能还更多。2009年的新医改方案讨论，我一直参与修改，了解很多情况，实际上是各个部门平衡的过程，要照顾到各方利益，照顾到实际问题。

　　廖新波：四个“分开”中的医药分开，为什么一直没实行？主要是纠葛太多，利益部门太多，政府补偿医院的措施，仍然没有制定出来。我刚才说以药养医是国策，有人问我是不是断章取义，我可以讲，绝对不是，在周恩来总理在的时候，就有了，这是国家给医院补偿的一种形式，后来慢慢发展，就成为医院的主力收入。但我坚信以药养医一定会改掉，因为有良心的医生不会希望自己的价值是通过为他人做嫁衣来获取的，一个有经验的医生，他的价值不是通过开多少贵重药，拍多少CT来体现的。

　　推动只要领导一句话

　　时代周报：那么医改成败的关键在哪里？

　　朱幼棣：2006年，葛延风写《中国医改基本不成功》那阵子，有个美国领事就问我，中国的医改成功不成功。对国际友人，我想应该内外有别，于是就跟他说，中国的医改很成功。第一，国有资产在国家没有很大投入下，增值很快，你看医院又是盖楼又是买设备；第二，原来的医生收入很低，不管是开处方药也好拿回扣也好，收入增加了，过去学医的人，都给外国医药公司当医药代表了，现在不去了，所以医生队伍稳定；第三，各个部门的权力都加大了，卫生部也好发改委也好，又定价又审批政府主导力量加强了。就有一点不满意，就是老百姓不满意。但说句实在话，不管有几个优点，如果讲以人为本，把老百姓作为中心，还是欠缺的。

　　廖新波：医改的关键不在于医院是私立还是公立，而在于能给群众带来什么好处，看病是否比过去少掏钱，而不在于能报销多少，比如过去报销20%，现在报销50%，但是如果报销50%之后自己要掏的钱还比过去多，那么说明我们的医改政策是有问题的。

　　前段时间我写了《神木模式可复制》，其实神木模式非常简单，无非就是经济基础给人民群众提供了免费的医疗。像神木这样的县，在全国至少有500个，为什么这500个县中没有多少有神木这样的执政理念呢？

　　所以医改成功其实就是领导一句话，邓小平说摸着石头过河就过了，神木改革成功也是领导一句话，无非就是郭宝成的推动，能说得上事的第一把手，而不是像我这样只说不能做的人。

　　公立医院应承担基本医疗

　　时代周报：从医院的角度，医院在医改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廖新波：很简单，医院是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场所。公立医院就应该提供公益性的基本医疗服务，公益性是通过政府的补偿来实现，而不是医院本身产生的；私立医院则是提供特殊人群的特殊服务，不是基本医疗服务。但是我国政策里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基本医疗行业有不明确的地方，因为不知道公立医院要做什么，民营医院要做什么，反而把公立医院推向市场，造成混乱。

　　朱幼棣：国际卫生组织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2000年实现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医疗服务是分级的，初级就是门诊，而住院或者专科医疗，就是高级。在我国，原先的农村合作医疗是依附于农村集体经济，包产到户以后，农合就垮掉了；90年代国有企业改制，工厂的医务室也垮掉了，实际上我们在2000 年并没有实现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但中国人又不大愿意承认，转而提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大致与初级卫生保健相当，但又含混不清，这样就把公立医院应承担的任务搞混了。政府主要应该管初级卫生保健，而住院部分，应该由医保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