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贺江兵 北京报道

　　货币“超发”有隐情

　　自11月初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抛出“把热钱放进池子”的言论以来，媒体、学者甚至他的央行同事纷纷加入“池子猜想”游戏中，有人说池子是股市——那是股民的臆想；有人说是债市——这个池子太小了；有人说是货币政策工具——这个池子太抽象。

　　12月15日，周小川揭开了“池子”的谜底：典型的池子是外汇储备，一个简单而明确的答案。

　　周小川的这句话如果反过来理解就是，央行首次承认：国家外汇储备中有一部分是热钱。

　　货币“超发”是引发这轮物价上涨的罪魁祸首几乎是市场共识，然而，这个共识不一定正确，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的货币研究者比较能接受周小川的解释：中国储蓄率较高；美国储蓄率低，中国的M2与美国的M2对比是不科学的。此外，学者呼吁只有解决货币政策独立性后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货币超发问题。

　　热钱亦是池中物

　　瓜分外储缺常识

　　误导中国30年的一个词叫“出口创汇”，导致中国外汇持续增长，而央行为此长期买单。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9月外汇储备26483.03亿美元，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在周小川解密池子论谜底之前，记者发现无论是外管局官员还是央行官员，一般都不承认外汇储备中有热钱存在这个简单的事实。

　　今年年初“两会”期间，外管局局长易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于中国的热钱有过以下表述，“关于热钱的定义，也是有很多争论。在一个资本完全开放的国家，以短期投机为目的而流进、流出的钱是热钱，而中国资本项下还没有完全实现可兑换，还没有完全开放，所以，中国的热钱在很多情况下往往是披着合法的外衣，比如通过经常项目、FDI、个人等渠道流进来的。当然也有通过地下钱庄流进来的，所以在资本管制下的热钱和在资本完全可兑换情况下的热钱，实际上是很不一样的。”

　　易纲的话与周小川的话并不矛盾，但是，周小川更直白地表明，热钱存在外汇储备中，易纲的意思是，热钱是披着合法的外衣，比如通过经常项目、FDI、个人等渠道流进来的。

　　易纲并没有进一步解释，进来后这些钱到哪里去了，如何监管，能否监管。

　　周小川直言不讳地点透了，“典型的池子是外汇储备，但是储备有不同的板块，这些板块也可以分成不同的池子，一些是保证进出口支付的；一些是为外资企业的分红预备的；一些则是为‘热钱’准备的，它们进来后央行100%对冲掉，总量上不要对国民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但是从个体上我们并没有阻止它们赚点钱。”

　　正如易纲所言，中国资本项下还没有完全实现可兑换，还没有完全开放，无论什么样形式的外汇进来，央行都要发行基础货币收购，这就是引发所谓的“货币超发”的最主要的原因。

　　中国的外汇储备的实质是，外储是央行的负债，它不属于央行，而是属于进出口企业、外企甚至是热钱，中国的外储不是国有资产，那些主张将外储分掉的人缺乏起码的常识。

　　央行拒当替罪羊

　　吁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

　　11月份的CPI同比增长5.1%，创下28个月以来的新高。

　　于是，不少经济学家和学者将主要原因归咎于央行货币“超发”。

　　周小川在同一场合表示，一方面，高储蓄国家和低储蓄国家的广义货币占GDP的比重不一样，中国是高储蓄国家，因此M2占GDP比重高。另一方面，在间接融资占比高的情况下，广义货币占GDP的比重就高，美国是典型的直接融资发达的国家，而中国间接融资比重大，因此拿中国的M2跟美国的比不太恰当。

　　对此观点，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教授表示赞同。他同时表示，支持周小川关于完全对冲外贸顺差和热钱等来自外部因素的观点；对于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商业银行要配套信贷资金，央行无法对冲掉，这也是造成CPI上涨的重要原因之一。

　　周小川也承认，必须正视近两年为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而造成的货币供应量明显加大。2008年以来，央行采用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即“出拳要重，出手要快”，所有这些举措不可能没有超调，关键是这个周期一旦进入拐点时，要及时转变方向进行调整，使其不太过分，一方面达到成功抗击危机的目的，同时副作用又不太大。

　　郭田勇认为，由于货币政策需要更大的独立性，在当前的情势下，央行和商业银行不得不配合财政管理部门为大量的项目进行配套，比如，去年信贷投放达到了9.6万亿的天量，今年无悬念地突破7.5万亿。央行有办法对冲来自贸易顺差、FDI和热钱；却根本没办法对冲来自内部的由商业银行信贷引发的货币超发。

　　据郭田勇估算，11月来自贸易顺差、FDI和热钱大约有500亿—800亿美元，大约在3000亿元人民币，这与央行提高存款准备金冻结商业银行的额度大致相当。

　　郭田勇认为，周小川可以完全对冲掉来自外部的外汇因素，没有办法解决内部的问题。完全对冲掉外汇，央行付出的成本也很大，他估计还会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如果外贸顺差强劲和热钱流入迅猛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