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凯硕：为亚洲乐观的未来而行动
作者:■本报记者 何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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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的马凯硕，的确有着比一般“高眉（highbrow）精英”更曲折的成长经历。他在信奉印度教的家庭长大，结交穆斯林和华人朋友，后接受英式殖民教育，研习西方哲学，为经历过热战和冷战、具有务实精神的城市国家新加坡做外交官长达30余年。
马凯硕被认为是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的第一智囊，《经济学人》杂志称其为“亚洲的‘汤因比’”，《华盛顿邮报》则认为他是“推动儒教伦理的‘马克斯·韦伯’”。但他认为，西方主流舆论界在刻意歪曲或漠视他最近发出的声音，事实上，“文明的冲突”是不可信的。
日前，马凯硕携新书《新亚洲半球——势不可当的全球权力东移》来到中国，记者与其就全球中心持续东移对亚洲和中国的深远影响进行了面对面的探讨。
亚洲崛起的个人版本与亚洲价值观的觉醒
马凯硕告诉记者：“我在前现代世界中长大，深深了解那里的生活。”
作为一名1948年出生的新加坡人，马凯硕目睹了新加坡如何脱离殖民统治，如何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然后又怎样把一个岛国的经济发展起来，让它成为著名的亚洲四小龙之一。这让他对亚洲国家的经济腾飞和崛起有了自己的体验。
他的母亲是一名信仰印度教的妇女，九死一生，从巴基斯坦逃往新加坡。“我们家有四个孩子，加上父母，一家六口人住在只有一个卧室的屋子里，没有冰箱，没有电视。”父亲并不是马凯硕的骄傲，因为他13岁来到新加坡时是个孤儿，缺乏教养，还交了烟、酒、赌三友，经常钻到床下躲避粗鲁的债主。在马凯硕13岁时，床板终于救不了父亲，他被送进了监狱。
出身不好，邻里也恶。马凯硕的左邻右舍是马来人和华人。贫穷导致马来人和华人的冲突。马凯硕亲眼目睹华人青年拿着破酒瓶打架，马来邻居满身是血。鲜血从伤口汩汩流出，成为马凯硕少年时代的鲜明记忆。
谈到童年时简陋的生长环境时，马凯硕特别提到一个细节：“生活中最不方便的就是我们没有抽水马桶。每天早上会有人来取走厕所里的马桶内胆，并换上一个干净的，这个新内胆要跟我们一起待24个小时。我十几岁的时候发现，我们还算是幸运的。我去雅加达的亲戚家时，发现他们的马桶内胆一次要用三四天，那是我人生中最尴尬的记忆。”
好在，和许多贫穷而有天赋的亚洲少年一样，马凯硕有位好母亲。没有她，那个家庭就不可能度过早年的艰苦岁月。而战后的伟大时代，则让马凯硕演绎了一场麻雀变凤凰的真人秀。
马凯硕6岁上学，享受政府为营养不良儿童设立的特殊营养计划。在政府的财政援助和奖学金资助下，通过选贤任能的选拔体制，马凯硕一步步摆脱了贫穷。18岁时，
他当上每月能拿到150新币的纺织品推销员。与此同时，政府给他最高荣誉的总统奖学金，支持其读世界最好的大学，每月有250新币。他的母亲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马凯硕的精英之路，俨然就是亚洲崛起的个人版。一个印度裔少年，生活在华人和马来人堆里，正是亚洲多样性的体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是亚洲伦理道德的产物。他鼓吹亚洲价值观，与西方亲密接触，破除西方中心论，树立亚洲的自信心，正是亚洲崛起需要的思想启蒙。
“我记不清马桶换成抽水马桶的确切时间，可能是在我10岁左右的时候吧。但如果问我，我的生活什么时候进入现代世界，我会说，是我用上抽水马桶的那一天。”马凯硕告诉记者，“和我同代的西方人则很少能体会这种转变，因为他们不曾有过这种经历，虽然他们的父辈或祖父辈都经历过。”这样的意识差异带来的结果是，“虽然现代性是西方人送给非西方社会的礼物，但许多西方人并没有认识到它带来的多元利益。西方媒体一直不厌其烦地报道的，仅是亚洲对消费品需求的爆炸式增长。”
因此，他觉得有必要对西方发出清晰嘹亮的声音：“亚洲现代性的进程终会在以下几方面走向更合乎道德的范畴：其一，摆脱现在的极度贫穷，是人类天性中所固有的愿望。表面上看大多数人都热衷于物质利益，实际上，自我价值和个人自由度的提升却更具意义。其二，当人们走出贫穷后，整个社会也从中获益，例如犯罪率降低、健康水平提高、新生儿死亡率降低、预期寿命延长、教育水平提高，等等。”
三本著作，思想一脉相承
但是，马凯硕同时也强调：亚洲的崛起所带来的利益并非仅限于道德方面。“2005年9月，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呼吁中国要在国际体系中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从那以后，中国积极响应了这一号召。实际上，绝大部分亚洲人都想成为国际体系中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最近几十年的发展表明，亚洲人民已经成为1945年美国和其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开创的开放性的多边体系中的最大受益者。今天，很少有亚洲国家想破坏对它们有益的这一体系。”
多年来，他将自己对亚洲、西方以及二者之间互动关系的思考形成文字，于是便有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三本著作。
《亚洲人会思考吗？》是马凯硕的第一本书，献给自己伟大的母亲。这本书面世于1998年，那时候，有关亚洲兴衰的书凡是有些影响的多为西方人撰写。亚洲人本身的声音很弱，很小，不够有煽动性。结果，该书英文版一现身，就得到基辛格、亨廷顿等人的重视和推荐，“亚洲的汤因比”名号也正是那个时候叫响的。在这本书里，马凯硕用富有哲理、华丽而煽动性的语言，论证了一个很简单的事情，过去500年亚洲衰落了，今后500年，亚洲人将做出与西方人一样的贡献。
第二本书《走出纯真年代——重建美国与世界的信任》，献给帮助他了解美国社会的太太安妮。其实，这本书的产生还得感谢马凯硕不太成功的父亲。2002年5月31日是马凯硕作为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的最后一天，而他放弃了搞离别招待会，飞回新加坡，在病床前送父亲走过最后时光。此情此景刺激马凯硕“把想要写的东西尽快写下来”。
他以长期对美国的观察和理解，分析了全球对美国的迷恋和幻灭，认为美国在21世纪应善用力量，改善与世界的关系，尤其是与中国、印度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亨廷顿说这本书应该成为美国人的必读书。
站在时代的高处，俯视西方，进而得出“亚洲崛起，西方衰落”的结论——这也是马凯硕献给家人的第三本书《新亚洲半球：不可阻挡的全球权力东移》的主旨。这本书说了一件事：亚洲崛起将带来全球权力的转移，西方人显然还没有做好准备，现在是西方人要调整心态和行动的时候了。
这本书显示的对亚洲崛起的乐观，以及它对西方人优越心理的刺激，也许是英文著作里最强烈的。西方学者开始应战，显然，马凯硕是早就做好准备了。“西方的战略思维有个致命缺陷，”马凯硕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自认为是问题的解决者，殊不知自己也是问题的制造者。”他不惮于为自己的新论文命名《反对西方》（TheCaseAgainsttheWest），因为他知道，没有争论，没有论战，人们就无法从西方中心的语境中释放出来，亚洲崛起带来的东西方关系的调整也就无从厘清。毕竟，现实同语境的错位，对谁都没有好处。
“中国、印度的崛起，是因为他们走了西方经济发展走过的市场
经济之路，但他们并不重复西方的道路，而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持了自己的文化认同。特别是中国，给不愿照搬西方模式的国家提供了一个新的样本。”马凯硕在这本新作中宣称：25年后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前4名将有3个在亚洲，它们是中国、印度、美国、日本。
乐观看待亚洲的未来，更重要的是有所行动
作为一个西方知识分子聚会的频繁参与者，马凯硕经常惊讶地发现：“当他们（西方知识分子）应该对新现实表现得更加开放的时候，实际上却变得更加保守了，因此我越发远离他们。”
他认为，西方文明最大的优点之一是，它坚信社会进步的最好状态就是摆脱了意识形态束缚后的状态。这正是西方世界获得其最大成功的原因之一：因为被僵化的意识形态所束缚，苏联解体了。相反，西方社会更具理性和开放的新观念，很少被意识形态的窄小外衣所束缚。
然而，自相矛盾的是，冷战结束后西方世界却变成了一个被意识形态所驾驭的实体，民主的氛围——这一不容置疑的道德高尚的想法——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十字军东征：“他们坚持将民主输出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而不管这个国家正处于哪个政治发展阶段。灾难在黎巴嫩、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相继发生。亨利·海德，一个保守的共和党议员，曾经直言不讳地指出，意识形态的野心已经被当成战胜常识和经验的王牌。他说：‘我们可以用民主作为武器来动摇我们公开的敌人，而且可以反复这样做。但是，如果我们只期待结果有益并发动革命力量，那么，我认为我们犯了一个深刻的而且可能无法挽回的错误。’”
不仅在意识形态领域是如此，在自由贸易、全球变暖、核武器扩散等一系列问题上，马凯硕都认为西方已捉襟见肘，“这是师法亚洲之长的时刻了。”
他提出了“7支柱”说：每一个支柱都相互作用并相互强化，通过运用这7个支柱，亚洲各国开始了腾飞。如果世界其他国家也能运用这些支柱，那么整个世界都有可能加入到亚洲经济崛起的大潮中。这7个支柱分别是：自由市场经济、科学与技术、用人唯贤、实用主义、和平文化、法治和教育。
“对自由市场经济应用于中国后所带来的巨大影响，我们不应该吃惊。每一个采用了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亚洲国家都体验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经济增长。对于自由市场经济优点的大部分讨论都聚焦于效率，显然，采用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都体验到了生产力的巨大提升。”
“包括印度在内的几个亚洲国家的科学家们之所以取得成功，并不是因为他们在西方大学或是西方科研机构待过很长时间。一些国产的成功案例表明，那些在过去几个世纪推动西方科技研究领先的‘神奇的’发展因素，现在已渗透进亚洲文化的脉络。亚洲人不再认为，对西方科研永远难以望其项背，而是相信靠自己也能做得像西方人一样好。他们已经意识到，像西方国家一样，有时必须要与科研领域的民族意识作斗争。”
“在行政部门中，全球最完美地应用选贤政策的是新加坡，而非西方国家。行政服务官员（AOs）填充着精英公务员队伍。为了找到最好的人才来担任AOs，新加坡政府付给大多数高级AOs的薪水几乎和私营部门支付给高级员工的一样多。2007年4月，政府宣布，在新的薪酬标准下，行政首长确信可以拿到150万美元的年薪，这比美国总统（40万美元/年）和英国首相（350717美元/年）的工资总和还多。一个国家如果想要进步并在更加激烈的全球竞争中获胜，这一代价是微不足道的。”
然而，亚洲国家准备就绪了吗？
“没有天生的全球领导者，好在我们需要走的路很清楚。我们并不需要发明新的原则来改善全球管理，良好的国内社会管理原则能够而且应该在国际社会予以应用。国内的”最优方法“也可以应用到全球管理上。”
当记者问到要扮演全球领导者的角色，中国必须怎么做的时候，马凯硕答道，首先要克服自我封闭的自然倾向。他说，纵观中国的历史，中国文明看不到自己为什么要参与到世界中去。1793年，乾隆皇帝这样回应英王乔治三世的特使：
“天朝抚有四海……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
中国还必须要作出回应来解决大家对中国的崛起的忧虑。“到目前为止，中国做得还是很好的。比如跟周围的一些国家签订了贸易协定，并且跟大家分享繁荣，这都是积极的举措，但是未来中国应该做得更多，应该加深理解你们周边的国家，你们的邻里国家。”
“新加坡是很小很小的一个国家，但是我觉得新加坡会给中国带来一个很有用的信息，就是如何理解、如何容纳文化的交流、文明的融合。新加坡有中国人、马来人、穆斯林等等，现在，他们舒适、融洽地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我觉得这是新加坡可以给别国的启示，一个多文明共存和融合的世界是怎样一个状况，新加坡就是一个缩影。”
采访结束时，马凯硕引用了他熟悉和推崇的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的一段名言：“困难之处并不在于新思想，而在于旧学说。这些旧学说对于我们这些大多数受其影响而成长起来的人而言，已经深入到我们大脑中的每一个角落。”这段话也是其新书《新亚洲半球》导言的开篇部分。
采访侧记：妙语连珠马凯硕
“有很多西方的评论员在看我这本书时候会感到非常愤怒，因为确实如此，我的书中有些内容就是让他们看了很愤怒的。但好处就是你在看这样一本书的时候，你不会睡着。”
“全世界各个国家比较担心中国的崛起，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都知道地球村是越来越小了，当地球村的四堵墙越来越靠近的时候，‘中国’这套房子却越来越大，那么这个村里头其他房子的居民必然会觉得越来越拥挤。”
“你要是想看过去的城市的话，就去巴黎吧；要是想看现代的城市的话，就去纽约吧；如果要看未来的城市，你得去上海或者新加坡。”
“英国和法国现在确实已经不能再算是经济大国，他们应该回到欧共体里头，作为一个共同代表欧洲的席位，而不是各占一个常任理事国席位。”
“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说过，人才‘流动’总好过人才躺在下水道里白白‘流失’，这不是玩弄文字游戏，是明智的声音。”
“在未来战略的选择上应该学习中国人的智慧。西方词汇'crisis'在汉语中是由两个字‘危’和‘机’组成的。太多的西方人都看到了危险，却很少有人能看到机遇。”
“我现在有一个新的嗜好，就是收集西方各种不同的双重标准——他们在每一个重要问题上都有一个双重标准。但西方以外世界的人已经越来越聪明了，他们不会坐在那儿听西方人说教，他们会提出：在说教之前麻烦你也改一改你的行为吧！。但我感到十分困惑，我揭露的西方双重标准越多，邀请我到他们那里做讲座的西方人也就越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