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燕青 严婷 乙纯

　　“货币战争”将问题过分简单化了

　　在到达巅峰的伦敦峰会后，全球协调一致行动的动力和决心似乎正日益凋落。曾经的协调行动避免了一场“大萧条”，意味着这个世界“赢得了战争”；但目前各国各说各话，各自行动，尤其是围绕汇率和资本流动的全球“货币喧哗”正在说明，我们似乎正在“失去和平”。如何在各国国情不同、利益不同、初始条件不同的多元格局下，找到多元而兼容的全球解决方案，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难题。一两项单一的宏观指标，一两个单纯的政策工具，恐怕都不能构成“正解”。这时，我们需要一些不同的视角。

　　《第一财经日报》日前独家专访了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局长王瑞杰。承续了一贯兼容并蓄、审慎内敛而因此可谓“左右逢源”的“新加坡式智慧”，王瑞杰提醒我们，这个世界远比表面看来复杂得多，所谓货币战争的喧嚣于事无补，我们需要透过汇率和资本流动的表面，看到更加多元化的经济基本面，例如储蓄、人口结构和社会保障网络；而单一的指标，例如经常项目顺差/GDP，也会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与此同时，要考虑到不同经济体的不同国情，以及与政策选择相伴生的成本和“不可预期的结果”。

　　最重要的是，在王瑞杰看来，“保卫”全球经济增长的可持续，仍是一切讨论的起点和终点。

　　G20和货币战争

　　第一财经日报：日前闭幕的二十国集团（G20）首尔峰会除了温和的表态外，并没有在“货币战争”的问题上达成什么实质性解决方案，而IMF将承担解决这一问题的使命。你认为我们是否处在一场“货币战争”中？还是被夸大了？有何解决方案？IMF明年将向G20提交一份报告，你有怎样的建议提给IMF？

　　王瑞杰：首先，我要说“货币战争”这个词于事无补，而是将问题本身过分简单化了，也让各国很难聚在一起在解决方法上达成一致。让我先来谈谈全球各国试图解决的问题核心。

　　在危机中，所有国家都认同稳定管理的重要性，为了全球经济稳定，各国不能纷纷贬值。全球在货币体系中的合作——不仅是G20国家，还有G20之外的全球各国之间——将有助于维持全球金融体系和经济增长的稳定，才能让世界不陷入萧条。不过在“后危机”时期，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已有所不同，那就是结构调整。所有经济体都面临结构调整的问题：对发达经济体而言，如美国，不得不减少消费、增加储蓄、投资到新的增长领域和基础建设中去。其他经济体则不得不改变从而“独自生存”、降低劳动力市场刚性、鼓励企业发展与经济活动。与此同时，发达国家还要进行金融系统改革以减少引发金融危机的问题；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问题又全然不同，他们要鼓励消费，减少储蓄，与此同时要增加内部需求，因此这种结构调整是从过度依赖外部需求转向更加依赖内部需求，从而让经济增长具有可持续性。我相信，在过去5~10年内，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已更趋向于此。我并不是说新兴市场已经与全球经济“脱钩”，它们仍是息息相关的，但这些经济体的政策空间更大了。

　　日报：那么在汇率问题上呢？

　　王瑞杰：汇率调整也是结构调整的一部分。在汇率和经常账户盈余上施压将使问题复杂化，但并没有触及根本的结构性问题。汇率调整是促进结构调整的重要措施，但不是唯一措施。如果过度强调汇率问题，会将问题复杂化。

　　日报：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各国都支持的解决方案，但目前看来我们似乎都卡在这个问题上了。

　　王瑞杰：解决结构调整的问题不是一两个国家的事情，是全球各国的责任。我们都是全球经济的一部分，因此我们需要全球合作达成一致协议。大型经济体的政策所产生的影响更大，因而应该做出更大贡献。重要的是，这一调整必须是全球共同承担的，并不是个别国家的任务，当然各国也会基于各自经济状况制定不同政策。

　　日报：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将经常账户差额/GDP的指标作为努力方向？

　　王瑞杰：我认为利用这一比例作为工具的时候要十分谨慎。因为有些经常账户盈余的国家是大宗商品生产国，有的经济体取决于人口结构，贸易盈余有时是因为储蓄结构的不同而导致。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看到贸易盈余背后导致高储蓄的诸多因素，高储蓄很可能反映了一国的人口结构，或反映了社会保障网络的缺失，在一些国家可能是因为投资不足。因此，我认为在调整过程中重要的不是设定一个统计数据目标，而是要考虑各个国家所面临的不同状况，每个国家都对此进行适宜的调整。

　　日报：你认为这一指导性目标是一个错误的方向？也许我们应该制定一个更宽泛的目标？

　　王瑞杰：我不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方向”，我认为这意味着我们所需要的调整。这就好像通胀目标，我们有一个目标，但要看到通胀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需要怎样的政策。无论是汇率、利率，还是货币政策，需要看到市场状况的变化及其背后的机制。

　　日报：那么在你看来，我们应该采用一组不同指标的组合而非单一指标？

　　王瑞杰：这个方法能有效地给全球经济“把脉”，从而发现哪些地方需要调整，需要怎样的具体调整措施。

　　日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正在对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国家进行研究并提交“溢出报告（Spillover Report）”，这与“第四条款”磋商相似，但也有多边的特质。这些都是为了给全球经济“把脉”，我们还需要新的机制吗？

　　王瑞杰：“溢出报告”其实在这方面特别有效，该报告旨在研究主要经济体的政策措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我们是否在“溢出报告”与“第四条款”之外还需要一套更好的衡量世界经济的指标，是值得考虑的。就好像开车的时候，我们有速度仪、温度计，还可以看到剩油量。因此我们也正在讨论如何才能设定这样的指标，从而各国能更好地在全球层面上进行合作。

　　重要的是要意识到，一国的政策会对其他国家造成影响。而我们拥有共同利益，那就是可持续增长。为了这个目标，各国应当有所妥协。所以我认为“货币战争”一说将问题过度简单化，并没有触及根本症结，现实更加复杂。而仅仅针对一两个国家的做法也于事无补，作为全球经济的一部分，任何国家都应各尽其责，尤其是具有更大影响力的大型经济体。

　　QE2和美元

　　日报：让我们来谈谈美联储的第二轮量化宽松（QE2）政策。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最近撰文批评美国通过QE2而让美元走弱，但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对此却持反对意见。你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王瑞杰：在当前这一充满不确定的时期内，外汇市场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预期的变化。如果你还记得的话，2006年时有人警告美国会发生一场金融危机，美元会在危机中走强，而欧元会走弱。当时很多人都认为他很疯狂，因为美国发生危机的话理应是美元走弱。但事实证明他是对的，美元走强而欧元与新兴市场货币相应走弱，因为资金将美元作为避险货币。所以我认为外汇市场的行为是很复杂的。目前市场仍然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外汇市场也在不断发生波动，一有风吹草动市场就会做出反应，我想这也反映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

　　日报：回到QE2，你认为这能否有效提振美国经济？

　　王瑞杰：我想目前来做判断还为时过早。如果QE2能够有效提振美国经济，那对于全球经济而言是件好事，因为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我认为，美联储正在竭尽所能地帮助美国经济，但美联储不能承担所有的政策负担。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应该使用范围更广的一系列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监管政策等。

　　日报：但美国财政政策的空间并不大。

　　王瑞杰：不，我认为财政政策在很多情况下能够发挥作用，例如促进信贷和就业，可以通过税收激励或长期投资等方法。财政刺激并不一定是政府增加消费，也可以通过政府民间合作的形式进行基础建设投资。还有很多方法可以有效地让财政支出刺激经济，例如通过监管政策创造稳定的投资环境，从而吸引更多投资者，美国的公司手中持有大量现金，只要投资气候适宜，他们就会选择投资。

　　日报：你认为QE2政策是否将导致美元贬值？

　　王瑞杰：如果这一政策成功地提振了美国经济，那么市场预期就可能不是这样了。因此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有效性。如果政策有效，美国经济提速，通胀预期上升，那么对美元的预期也会相应走强。所以我认为目前还不能判断美元是否因此会走弱。

　　日报：那么究竟是“强美元”还是“弱美元”，抑或是“稳定的美元”，对于世界经济而言更好？

　　王瑞杰：“强美元”或“弱美元”并不是合适的词。因为最终一国的货币汇率将取决于经济基本面的好坏，包括就业率、通胀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