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玉萍

　　12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在京表示，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当前的货币金融政策必须“控制货币、搞活金融”，这是2011年的金融政策取向。

　　在当日召开的“ECFA时代两岸金融合作的新契机——两岸金融高层研讨会”上，吴晓灵分析了中国金融业当前面临的国际形势，她指出，美欧日银行系统在恢复正常融资功能之前，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会退出。“因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对商业银行融资的部分替代。”

　　勿对美量化宽松政策过度恐慌

　　吴晓灵分析，眼下美国面临一种特殊情况，即中央提供货币，但商业银行不肯放贷。这迫使美联储必须通过购买政府债券来提供基础货币，但实际上，对于美联储提供的货币，商业银行又以超额储备的方式让其重新回吐到美联储，因为商业银行的有毒资产尚未消除完毕，对经济形势并不看好。

　　“因此，美联储的这种行为是在刺激商业银行的不放贷行为。”吴晓灵表示。

　　11月初，美联储宣布，到2011年6月底以前，将购买6000亿美元美国长期国债，以进一步刺激经济，化解通货紧缩风险。加上此前宣布的更换其投资组合中到期债券的购买计划，美联储实际购买国债总额在8500亿至9000亿美元之间。这一举动被称之为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

　　尽管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并未令美国经济有所好转，且已在国际上引发了声讨无数，美国方面仍宣布可能会启动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由此，市场恐慌情绪蔓延。

　　对此，吴晓灵指出，对美联储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的国际性恐慌会推高大宗商品价格。“我希望市场不要对美联储这种行为过度恐慌。”吴晓灵说。

　　准备金仍有上调空间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政府不得已采取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应对危机起到了一定作用。吴晓灵指出，过于宽松的货币信贷环境虽减缓了世界金融危机对国内的冲击，但也恶化了调结构、转方式的货币环境。

　　过多的货币加大了通胀压力，催生了资产泡沫，必须加以管理。吴晓灵表示，面对这样的国际国内形势，“2011年，我们的货币金融政策只能是‘控制货币、搞活金融’，这是今后金融政策取向。”

　　12月3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明年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有效性。但什么样的货币政策可称之为“稳健”？吴晓灵认为，最普遍的一种计算方式是，货币供应量增速M2等于GDP增速加CPI增速加1到2个百分点，“但因为现在货币供应量比较多，所以要矫枉过正，需比上述计算还要偏紧些。”

　　2011年的货币数量目标要合理适度已是市场共识，目前主流的观点预计，明年的M2增速控制在15%左右，而新增贷款控制在7万亿左右。

　　在控制货币总量的同时，吴晓灵建言，要放活金融市场，首先就要加大对冲力度，减少国际游资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冲击。可通过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发行央票的方式对冲。“要将两种方式结合起来应用，但是，在外汇占款较大的情况下，更多地施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方式。”

　　其次，要理顺价格要素，较少汇率压力。“人民币到底有没有低估，关键问题是我们的价格体系有没有理顺，如果价格理顺了，人民币是高估还是低估，那时才能见分晓。”吴表示。

　　第三，控制银行间流动性和市场流动性，提高市场利率，减低市场泡沫程度。美联储购买国债其实是想引导市场利率下行，而人民银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发行央票收紧银根，实际上是在引导市场利率上行。

　　“因为大陆的银行贷款利率上限是放开的，只要基准利率不调整，在银根紧缩的时候，贷款利率一样可以上行。而且大陆的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是付息的，且这个利息涵盖商业银行的存款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不会对商业银行的财务状况产生硬冲击，因而，准备金率还有上调空间。”吴晓灵分析道。

　　可试行定额保值储蓄政策

　　市场参与需要承担利率风险，吴晓灵建议，严重通货膨胀时可以采取定额保值储蓄政策。

　　吴晓灵分析，上世纪90年代，大陆曾经提出全面的保值储蓄政策，很好地抑制了通货膨胀，当时因为只有国有银行，所以这些国有银行消化了保值储蓄的所有财务负担。现在，再让商业银行来承担保值储蓄的支出不太可能了，因而，国家不可能实行全面的保值储蓄政策，只能对小额的储蓄者进行定额的保值储蓄，来解决低收入人群的资产保值问题。

　　吴晓灵提出，应对危机的办法是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减少货币政策的被动性。这包括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推进人民币国际结算，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过去我们认为是一件遥远的事情，现在我们看到了一国货币政策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之大后，有了一个共识，那就是进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迫在眉睫了。台湾在市场经济发展、金融的国际化方面都有着丰富的经验，希望大陆和台湾可以加大金融合作交流，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吴晓灵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