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红霞报道

　　在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中，中国大部分时间都充当了“搅局者”的角色，以期“保护”烟企。再加上国内控烟的主要手段是加税，让人不禁产生这样的疑问，政府是要财政收入还是要国民健康。

　　近日，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四次缔约方会议在乌拉圭埃斯特角举行。和上一次一样，中国再次尴尬地成为了这次会议的“反面”角色。

　　涉及公约内容第9、第10条款实施准则的讨论遭遇了最大争议和阻力，中国代表团的反对态度最为强硬。

　　据悉，这两条实施准则的核心是加强烟草制品成分管制与信息披露，以此来达到限制卷烟需求增长的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条法司参赞易先良阐述反对理由时称，中国之所以希望准则延后通过，是因为它“并不成熟”。

　　相对于易先良的说辞，代表团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的说法更为现实。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的控烟和履约势必要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应根据中国的发展阶段和人均GDP的量，“一步一步来”，不能操之过急，否则“很多企业就死了”。

　　这样的态度受到不少控烟人士和公共卫生专家的批评。中国政府是要财政收入，还是要国民健康的质疑之声也开始出现在各大报端。

　　众所周知，烟草在中国是重税行业。国家烟草专卖局日前发布的消息显示：2009年，烟草行业实现工商税利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5131.1亿元，同比增长12.2％；其中实现税费4163.4亿元，同比增长了26.2％。事实上，26.2％的税费增长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当年烟草税的上调。

　　“政府控烟的动机不强，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政府不必为民众的健康买单。虽然，中国的社会保障已经起步，但大部分时候，老百姓看病还得自己掏钱。如果是在一个社会保障比较发达的国家，政府必须为民众的疾病买单的话，政府就会在烟草的税收收入与医疗开支之间权衡，一旦政府在民众医疗保健上花的钱比烟草税收要多，政府就会有较强的动机去控烟，以维护民众健康而减少政府开支。”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黄凯平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说。

　　12月6日，国税总局的消息显示，中国正在积极筹划下一轮的提高烟草税的事项，以期通过提高烟草税、“税价联动”来压抑消费需求，从而达到控烟目的。但业界对此并不看好。

　　黄凯平表示，这种政策的目的是想通过加税以提高烟草的价格，从而达到控烟的目的，但中国的烟草并不是通过自由市场进行交易，而是由政府专卖，其利润奇高。通过加税难以达到控烟的目的。烟草专卖局可以适当让利，自己消耗税收成本，而使香烟保持在民众可承受的价格水平内，以维持或增加销售量获取高利润。

　　在北京市通州区新华联锦园附近经营烟酒生意的李先生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也表示，香烟的价格也曾上涨过，受影响的并不是销量，而是消费者购买香烟的牌子。“收入较低的烟民很可能会改吸价格更便宜的烟卷。对于高档烟的消费者和买来送礼而言，价格上涨并不会影响他们。毕竟烟瘾并不是那么容易消除的。”

　　诚然，成功经验显示，提高烟草税确实能够起到控烟的成效，但也需要其他的帮手。例如，彻底落实《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中“将警示图片印制在烟盒上”、“全面禁止任何形式的烟草广告、促销与赞助”的规定。“至少这样，能立竿见影地杜绝了送礼送烟的现象。毕竟谁也不想收上盒子上印着烂肺或者骷髅图案的礼品吧。”李先生说。

　　黄凯平建议，要想真正做到控烟，就必须打破现有的烟草专卖制度给政府带来的高额垄断收入，并由政府承担更多由于吸烟带来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