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

　　11月10日，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宣示了导致今年物价上涨过快——其实就是通货膨胀的原因。据说，本次涨价主要表现为食品价格上涨，食品价格上涨是因为粮食价格上涨。此外还有一些因素，第一，货币发行过量。这说法本来靠谱，但他把发行过量的责任归咎于美国。这几年，中央银行一直这样说，专家也都这样说。只是中国多发的速度岂是美联储所能望其项背？第二，灾害天气导致蔬菜价格上涨。但是，今年的灾害果然比往年多吗？第三，农村的劳动力成本上升。第四，热钱炒作，导致绿豆、大蒜等产品价格上涨。总之，基本上是，在官方经济学看来，农民的劳动力价格和农产品价格上涨，引发了通货膨胀。

　　既然如此诊断，办法也就是现成的了。11月1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表示，必要时对重要的生活必需品和生产资料实行价格临时干预措施。几天前，国家发改委权威人士曾称，近期食品价格上涨过快已引起高度关注，有关方面将出台政策控制食品价格过快上涨。国家发改委等部委及各地政府可能跟进出台一揽子控制物价上涨的措施，具体可能包括限价、“菜篮子”市长负责制、价格补贴以及严惩囤积居奇等，尤其加大对炒作棉花和玉米行为的惩罚力度。

　　如果这些措施也能够控制物价上涨，那可真是废除了经济学了。当然，废了那些导致官员们对通货膨胀作出错误认知的经济学，也没什么可惜的。只是，农民因此却要遭受双重损害。

　　奥地利学派与货币主义虽然存在诸多冲突，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它们对通货膨胀性质的判断是一致的：通货膨胀是个货币现象。通货膨胀型的价格上涨，完全是因为货币多发引起的。基于这样的认知，治理通货膨胀，就不应当去试图抑制物价上涨，而应当收缩货币供应。这个时候用行政措施控制物价，就相当于扬汤止沸。

　　通过控制物价控制通货膨胀，将产生严重的社会结构扰乱作用，剥夺穷人享受通货膨胀好处的机会。

　　通货膨胀是有好处的。否则，各国中央银行、尤其是中国的中央银行，也就不会在特定的背景下，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了。通货膨胀可能刺激经济的短期超常规增长，实现这种增长的途径是，流入私人手中的钱更多，这或者可以称之为通货膨胀的财富效应，而有钱当然是好事。从总量上看，实际利率被人为压制到自然利率之下，生产结构被拉长，经济一片繁荣。

　　不幸的是，通货膨胀带来的财富效应是不均衡的。增发的货币不是一次性、均匀地投入到经济体中，而是在长时间内透过某种特定的渠道陆续进入经济体的不同部分的。哈耶克讲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中央银行在倾倒一瓶黏稠的蜂蜜，蜂蜜从一个中心点向四周缓慢流动，最终形成的结构是中间高、四周低。具体地说，当一轮通货膨胀周期结束时，那些在经济、社会结构中占据有利位置、也就是距离中央银行较近的部门，所获得的增发货币远远大于处于边缘的部门。通常，这两类部门近似于社会中的富裕和贫穷部门。

　　结论显而易见：通货膨胀是一个逆向再分配过程，收入最高者从中收益最大，中等收入者收益很小，低收入者将被剥夺。在经济、社会结构中，农民是最为边缘的，农民所从事的产业与中央银行的距离是最为遥远的。因而，通货膨胀的财富效应最晚惠及农民。股票、房屋价格早就涨过了，油价、化肥早就涨过了，最后才轮到粮食、蔬菜价格上涨，轮到农村劳动力的价格上涨。不幸的是，这个时候通常已经到了通货膨胀的晚期，政府已经感受到通货膨胀的威胁，于是，农民的产品、劳动力价格上涨过程刚一启动，政府就冲出来说，我们要采取坚决措施，抑制粮食价格上涨。农民分享通货膨胀的财富效应的机会被无情地剥夺了。

　　这样，一轮通货膨胀下来，农民之上的各个阶层都从通货膨胀中获得了收益，上层固然不用说，即便是城市中产阶层，如果炒作房产，也大大地发了一笔。毕竟，他们沐浴在宽松的货币阳光之下的时间要长很多。而农民刚刚出来晒这个太阳，天就黑了。一轮通货膨胀就此完美地结束了：其他人几乎都有收益，农民几乎没有收益。

　　过去几十年，类似的故事一遍又一遍地发生。让其他人享受收益的那种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就由农民支付了。反正他们在政治、舆论上是沉默的大多数。正因为成本有人买单，中央银行就可以放心大胆地、持续地奉行宽松的货币政策，经济专家也可以自豪地说，中国经济承受通货膨胀的能力超强。同样的机制，让官方经济学家断言，中国需要、也有能力继续把劳动力价格控制在低水平一样。

　　詹姆斯·布坎南相信，通货膨胀的终极解决方案，存在于宪政层面上。诚然，在中国这一命题尤其真实。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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