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体透露，针对食品价格过快上涨影响居民生活，发改委等部委和地方政府将出台政策控制食品价格上涨，包括限价、价格补贴以及严惩囤积居奇等，尤其加大对炒作棉花和玉米行为的惩罚力度。各省将强化“菜篮子”市长负责制，防止部分大城市蔬菜自给率过低、蔬菜价格因供应不足而涨价过快。如果上涨幅度过大，地方政府或将利用蔬菜基地建设基金等对价格进行补贴，防止继续上涨。

　　通货膨胀愈演愈烈，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上升，意味着生活成本压力加大。而价格控制是否有助于稳定物价，是件很难说的事。因为价格控制是对流通终端价格的限制，实质上食品的最初生产者在物价上涨阶段得益比例并不高，而终端限价将传递到生产者这里来，导致生产者在下一阶段生产萎缩，这就是典型的计划经济状态：越来控制价格，越需要排队买东西，最终发展出菜票供应体系。另外，价格控制将是一系列事件，控制A也必须控制B，控制终端产品也必须控制生产原料。更重要的是，即使一方面控制价格，并对供应方进行补贴，但往往做不到“补贴”的精确，即真正的生产者不一定获得补贴。

　　还有一种解决通胀的思路是通过提高工资来对抗通胀，即所谓超发货币将会提高收入，让收入增长超过通胀水平。但我们对此表示疑虑。超发本币只是“通缩”国家的特权。之所以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在面对美元超发并贬值的冲击时，只选择对长期或者短期资本流入征收重税，而不是选择超发本币来干预汇率的政策，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已经面临相当大的通胀压力，如果选择超发本币让本币也跟随美元贬值的方案，那么将很可能严重恶化国内资产泡沫和商品通胀，多数国民生活水准将大幅降低，超发货币带来的经济利益和收入分配，很难在各种人口中均衡兑现，也就是说，超发货币往往导致“富者越富、穷者越穷”。

　　对于中国的政策选择，除了要考虑在货币技术层面，和其他国家相同的货币非均衡投放的问题，同时更需要警惕西方货币理论生效的社会制度前提。由货币发行以及其带来的经济利益(收入)分配中，有两个至关重要的社会制度环节上的基础设置，决定了西方货币理论要在中国发挥功效，必然遭遇巨大障碍。一是，在国民货币收入中的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的分配上，西方货币理论假设国家的政治制度设计，已经防止了政府(人口)从国民分配中索取过大的份额，从而维护货币收入均衡投放；二是，在非政府部门也就是企业部门内部，由于工会制度和自由集体议价行动权的存在，受雇佣阶层和劳工群体具有一定的工资定价权，而不是被动接受资方单方定价的任意工资水平，而这多少能够防止在货币收入分配中，少数资方人口在分配中索取过大的份额，从而维护经济均衡发展。

　　超发货币的流动和分配，不可能脱离由社会制度决定的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之间、资方和受雇佣劳动方之间的分配模式。甚至可以说，对于某些国家，这两个层面的分配制度，其实从根本上决定了货币拉动型的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能不能够引导工资收入的普遍增长，能不能够让公平共享的收入分配，来对抗通胀给社会稳定带来的冲击。而中国的现实是，要做到这一点，中国还需要至少较长时间的社会制度改革。当前的货币超发在中国，无法实现带动工资均衡而普遍上涨，相反，中国将承受国内通胀引发的不安定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