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慧珏

　　经合组织(OECD)秘书长Angel Gurria精心选择了一个好时机来推广OECD的绿色增长战略：“停止补贴绿色产品，转而向落后产品课税。”

　　11月8日，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全球绿色增长大会”上，Angel Gurria表示，目前各国严重的财政赤字告诉我们，必须寻求更恰当的绿色增长方式，才能减缓环境问题与经济增长的矛盾。

　　大会当天，OECD发布了其最新的《税收、创新和环境》报告(taxation, innov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该报告在分析了包括韩国、日本、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和以色列等国的环境税收制度后提出，通过税收转嫁和补偿等方式，向高碳产品征税，将为绿色创新和经济增长带来显著的推动。

　　和G20首脑峰会几乎同步的“全球绿色增长大会”，恰在墨西哥坎昆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前夕召开。Angel Gurria表示，选择这一时机提出在全球范围内推广环境税收，再及时不过了。

　　OECD将在明年5月的部长级会议上，发布其绿色增长战略的最终报告。

　　不过，Angel Gurria的观点也引起了欧洲企业界的担忧。他们认为，过早推进环境课税，会导致资本回流到部分低税收的新兴经济体，从而进一步加重欧洲的经济问题。

　　为此，OECD在力推环境税收理念同时，也不断向新兴经济体游说这一政策。Angel Gurria向记者表示，尽管中国政府目前在国内的关停污染企业的力度很大，但在国家层面仍需要出台更加适合经济增长的政策。

　　在哥本哈根，记者专访了OECD税收政策与统计部副部长、经济学家Jens Lundsgaard。他刚结束对中国的访问，在北京、上海等地与气候问题专家、税收专家等进行了会谈。他向记者表示，在中国推广环境税是有潜力的。

　　中国会在环境问题上

　　贡献更多力量

　　《21世纪》：此次中国之行是否达到了预期效果？经合组织为何希望在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推广环境税收制度改革？

　　Lundsgaard：我刚从中国回来，此行给我最大的感受是，中国会在环境问题上贡献更多的力量。

　　作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新兴经济体，中国仍有许多人生活在温饱线以下，如何在不牺牲经济增长的前提下，获得更多环保健康的增长方式，是目前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政府需要了解的是，采用怎样的政策来进一步推广绿色理念，才能最大程度地不伤害经济增长。而我认为，通过税收来达到这一目的，将是最为简便的方法。

　　《21世纪》：在开征环境税的问题上，您认为中国还有多久时间需要准备？

　　Lundsgaard：中国在环境税收制度上已做了若干年的铺垫，早先施行的燃油税费改革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在中国政府和企业准备好的时候，环境税就可以开征。

　　当然，如果要开征环境税，中国必须解决一个问题：如何自上而下地贯彻税收政策。我知道，中国不同地域在公共管理水平上的差距悬殊，即便在一个地区，也不能保证在环境税收问题上对所有的企业一视同仁。如果不能保证在一个开放和公平的平台上推广环境税，那么反而会导致更加严重的问题。

　　我对中国的期望是，设定一个未来确定年限的短期目标，详细制定出路线计划图，使企业有几年的缓冲时间，逐渐转变生产方式。

　　保经济增长：税收转嫁

　　《21世纪》：在刚刚发布的《税收制度、创新和环境》报告中，经合组织倡导在各种涉及到碳排放的产品上加征不同的环境税，一旦实施，涉及到的企业必然面临成本上升的问题。如何才能做到最大程度地保护经济增长？

　　Lundsgaard：在环境税收问题上，所有的政策都必须致力于解决那些看似无法解决的问题。而在国家的环境保护管理上，最单刀直入的做法是，为企业的碳排放附加若干种不同的环境税，与此同时降低企业在其他方面的税收，比如所得税，以此来达到税收转嫁和补偿的目的。

　　OECD目前正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环境税赋的税收转嫁和补偿制度。我们希望转变人们的观念：不再将税收看成是企业的一项附加成本，而是作为企业渐进式地转移生产方式的重要手段。

　　环境税收和税收转嫁将通过温和与渐进的方式，使企业得以从污染大户往更加绿色环保的方向转变。我考察了目前各国实施的各种政策工具，其中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政府通过最简单原始的方式，强行关停污染企业，导致更为严重的就业问题和经济增长问题发生。这是我们在力图避免的。

　　通过转嫁税收的方式开征各类环境税种，不会对目前污染严重的生产线技术带来致命的打击。企业仍然可以在短时间内使用原来的工艺和技术，只是降低了企业的收入和利润空间，这部分损失的收入和利润，将从所得税或者其他企业税种上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通过这种途径，我们可以在引导企业更加环保和绿色的同时，把对经济增长的伤害降到最低。

　　《21世纪》：为了达成欧盟要求到2020年使用可再生能源占所有能源消耗20%的目标，欧盟各国都拿出自己的可再生能源发展计划。与此同时，严重的财政危机使很多人担心欧洲推广绿色增长的力度。您对此怎么看？

　　Lundsgaard：我想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来回答。为什么我们仅仅通过直接财政补贴的方式来支持新技术研发？实际上，对非环境友好型的产品征收环境税，就是对清洁能源的最好补贴。

　　目前，欧洲在可再生能源上有过度应用的问题，有些技术很炫，但缺乏经济上的现实应用价值。在一项技术研发的早期阶段，边际成本还很高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投入应用，通过大量公共资金补助方式来催生某项技术应用。到最后，这些技术必须通过不断的政府补贴才能存活。这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方式。

　　我们必须认识到，一方面，我们必须加大在尖端技术上的研发；另一方面，如何在恰当的时机应用这些技术也非常重要，这将决定了其未来的命运。

　　内生式的政策刺激

　　《21世纪》：OECD强调通过在各国征收碳排放税来达到绿色增长的目的。这是否会使资本自然地流向低税收国家，甚至会刺激国内贸易保护和国家间的贸易争端？

　　Lundsgaard：正如秘书长所言，一个开放的、全球性的碳交易市场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我们需要在这个市场上融入环境税收的因素，使各国意识到，不能用降低环境赋税和廉价劳动力等作为其核心竞争力。

　　从清洁技术角度来看，一个开放和公平的市场非常重要。很多时候，我们低估了开放市场对绿色技术的巨大推动力。很多技术必须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下试验，证明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然后推动更多的企业来推广这些技术。

　　一些人也许认为，通过采取各种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将获得短期利益，但长远来说，没有人会得到根本利益。

　　对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而言，致力于建立一个开放市场和公平贸易环境，有助于经济增长。新兴经济体必须采取内生式的刺激和鼓励方式，而不是等待其他国家给予绿色贸易上的公平待遇。政府的税收政策，必须在这一点上下功夫。

　　《21世纪》：目前，汇率争端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成为G20峰会的焦点话题。您如何看待绿色经济领域的贸易保护主义？

　　Lundsgaard：我确实有这样的担心，这次G20峰会有可能削弱绿色增长的话题，而更加关注汇率争端和贸易争端问题。目前看来，全球贸易战争的风险正在加大，但是对于绿色产业和清洁技术来说，我不认为在这一领域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头尤其突出。

　　一旦我们有思维定势，认为在目前全球经济的形势下，贸易保护主义不可避免，那么全球贸易战争的风险就会提高很多。各个国家都必须避免这样来考虑问题。

　　G20峰会及之后的坎昆气候大会都是各国交流的机会，我们应当取得共识：如果我们能够往更加绿色和环保的道路上努力，分享各类清洁技术，那么全球经济将会继续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