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程东升 上海报道

　　在产业发展上，东方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行这个四川男人是个激进与保守的综合体。

　　在进入重工业以后，东方希望显得很激进，经常是跳跃式发展，突然投资水泥制造，忽而又投资石油化工，在另外地方则进入氧化铝产业，产业跨度之大、产业链条之长令人咂舌；但同时，东方希望新进入的产业都是用自己的资金先投资，不等贷款不靠上市，因此又显得异常保守。

　　在激进与保守的步步跳跃中，刘永行和他领导的企业如静水深流，逐步建立起自己在中国民营企业中的领袖地位。在2010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中，刘永行以327亿元排行第七。

　　“我们保持谦虚，不自卑不自傲。”在解释自己所领导的企业为何成功时，刘永行如是说，并始终坚持将敬畏大自然、尊重自然规律作为首要哲学。

　　在这种形而上的理念之后，是他的坚持和执行力。他是如何从饲料行业转向重化工业？他是如何从国有资本占垄断地位的重化工业中挤出一条上下游全产业链？在这家低调的企业中，建立起何种独特的管理模式和领导风格？在这位略显神秘的企业家心中，又如何看待财富、创业精神？

　　在浦东东方希望大厦的15楼，他坐在本报记者面前，将这些娓娓道来。

　　重化工之梦

　　《21世纪》：你从什么时候想进入重化工业的？重化工业与你发家的饲料业关联度不高啊。

　　刘永行：1992年，我与弟弟刘永好在美国访问了一个月。我们考察了匹兹堡，这里一直是美国二战后的钢都，但此时，这里的钢铁企业大部分都在撤离。我也第一次听到了“产业转移”这个词。我当时就想，10年后这些产业应该会转移到中国，届时我也应该有进入这些行业的机会。此时，我们正在国内建设第一个投资才几百万元的饲料厂，根本没有资本做重化工业。但这个理想就此埋下了。

　　希望集团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我们几个兄弟的想法出现了分歧，哥哥永言要做高科技，而我要做重工业。于是，我们在1995年分家了。产业选择不同是分家的主要原因。

　　《21世纪》：东方希望的重化工业好像是从赖氨酸开始的？

　　刘永行：饲料企业里，竞争力最强的对手是民营企业。我们必须在2000年前建立100个厂。1995年分家后，我在自己的片区里迅速建立了70多个饲料工厂。这导致公司对赖氨酸的需求量剧增，而此时，赖氨酸大都被国外企业垄断。要想解决饲料业的长远发展问题，就必须要能够自己生产。

　　但是，如果只是为年产20万吨左右的赖氨酸厂配套，热电厂也达不到经济规模，因此要建个大热电厂，但太大的电厂，生产的电力没有出路。于是，我们就想再建一个几百万吨的钢厂或一百万吨铝厂消耗多余的电力，于是同时研究电解铝和钢厂。

　　《21世纪》：最后好像没有坚持下去？

　　刘永行：重工业是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产业。当时，我通过集团的饲料业务积累了20亿元资本。我一向谨慎，决定最多用这20亿元在重化工产业里搏一把。我想好了，如果重工业不成功，就要在饲料产业里发动大战，抢夺市场。但如果顺利进入重工业了，饲料产业就不能发展得太快。

　　但这一次，在钢厂项目的最后关头，我退出了。这次退出还是源于我与合作伙伴的意见分歧——我觉得自己没有开过钢厂，建议完全用自己的资本、不要贷款，在一年内建一个年产300万吨的钢厂，然后再滚动建第二期。这种谨慎做法没有得到伙伴们的赞同，所以就选择了做赖氨酸—热电—铝业的独特道路。

　　全产业链

　　《21世纪》：为何选择铝业？

　　刘永行：2002年，东方希望计划在包头建一个年产100万吨的电解铝的工厂，我继续坚持用自有资金，先不贷款，该工厂分四期兴建。氧化铝是电解铝的原料，但当时氧化铝非常紧缺，东方希望与国外供应商签署的合同，只能通过中间商才拿到进口配额。

　　于是，我们就计划进入氧化铝行业。这也是被逼出来的。

　　氧化铝项目需要投资200亿元，由于投资巨大，此时我的家人、公司员工都对项目是否可以做成抱怀疑态度。此时，我也考虑过上市融资，但在当时的政策下，公司上市主体只能是饲料产业，以饲料业务募集来的资金去投资重化工业，属于违规。因此，这条路被堵住了。

　　其间，一些国际投资公司也来谈了，国际投资人对我的想法很赞赏，但由于更担心风险和能力，虽然签署了投资意向协议，但最终又放弃了。我只剩下了自己做这一条路。现在看来，这次被迫“自己做”再次成就了东方希望。

　　《21世纪》：后来，东方希望又介入了水泥产业？

　　刘永行：东方希望在重庆的几个产业做得很成功，获得了政府信任。在重庆水泥产业整合的过程中，当地政府找到了我，希望东方希望介入。

　　我们分析后认为，一是要产业扩大规模，获取规模效益，二是要将水泥企业建到可航运的江边。我提出，要做就要做1000万吨的，工厂要建在可以通万吨轮的岸边，这个工厂不局限在国内，但要靠近市场和原料矿山。根据上述原则，2009年6月20日，在重庆丰都投资建设了1000万吨水泥项目，东方希望重化工产业链又一次延伸。

　　《21世纪》：后来为什么又进入了石化工业呢？

　　刘永行：2008年，东方希望的电解铝、氧化铝项目已经成了规模，效益也不错。我们想继续扩大电解铝、氧化铝产能，但迟迟无法获得批文。资本必须找到其他的出路。

　　此时，重庆市政府问我是否愿意进入重庆的精对苯二甲酸（PTA）项目。

　　我考虑了10天，这10天内，我密集地查阅资料、请教专家。我发现，PTA是石油工业的两个桂冠之一，中国是亚洲地区主要进口国之一，近几年国产PTA自给率始终在60—70%徘徊。重庆这个石化项目也是2007年国家规划的西部大开发新开工10项重点工程之一。

　　10天后，我决定进入PTA行业。我的理由是，这既是石油化工业，也是纺织工业，利于东方希望扩展产业链，而且，这个项目是国家支持的、有整套批文能获得有国家最高级别审批的大型项目，这一直是我的梦想。

　　一个外行要挑战这个技术密集的项目，难度是显然的。但我们没有回头路。国家有关部门对这个项目的要求是国产化率达到75%，而东方希望最终达到了90%，主机全部国产化。现在东方希望投资控股的这个项目已经建成投产，年产60万吨PTA，运行良好。

　　懵懵懂懂闯进石化行业后，我才猛然发现，这个行业的利润率很高，在目前的市场条件下该项目每月的利润近亿元。

　　敬畏大自然才能长青

　　《21世纪》：东方希望的愿景是做“百年老店、百年名店”。要实现这个目标，最重要的是什么？

　　刘永行：我是无神论者，但敬畏大自然。我觉得只要我们做到这点就可以实现。

　　《21世纪》：那么，你认为自己取得今天的成就的因素有哪些？

　　刘永行：还是敬畏大自然。这是对最高法则——大自然规律的尊重。

　　《21世纪》：你有句名言是“做聪明的第二”，意思是决定一家企业在一个大国市场中胜出的，不是一步到位式的全面、先进，而是在竞争中形成相对优势。是什么事件促使您有了这个感悟？如今还继续坚持这个原则吗？

　　刘永行：因为我们是后来者，所以经常是第二。我们要求企业不一定做最大，但一定要做最强，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环境里。目前，国内的饲料产业里，新希望第一，东方希望第二；但东方希望的盈利能力第一。东方希望的氧化铝等规模不是行业第一，甚至不是第三、第四，但效率可能是第一的。如果片面强调规模第一，可能会树敌过多，且不一定理智。

　　我们从不提进入世界500强，我们觉得，企业做好了，那是很自然的事情。因此，我们的价值观里有一句话叫“在其中，随其后，随之而来”。当然，如果在做强的基础上，做到规模第一，也没有什么不好。

　　《21世纪》：你之前一直固执地要远离股市，坚持不上市，但近两年，你的口风缓和了。为什么？

　　刘永行：是否对外融资是根据企业发展的需要。其实，创业第一天我就想向银行贷款1000元，但没有被批准。后来我想通了，当时政策不允许给私人贷款，一个个体户也无法取得银行信任。

　　靠上市募集来的资金发展饲料业很难有核心竞争力。饲料业务的发展不需要贷款。3个工厂一年赚的钱，可以新建一个新工厂。100个厂一年赚的钱可以新建30个厂。因此，只做饲料企业不需要上市。

　　目前，东方希望重化工业的效益也很好，但如果要做更大的产业，比如，我们如果在国际上做一个500亿的投资，或者在国内布局投资1000亿的产业链，公司就不排除上市。

　　《21世纪》：东方希望集团与新希望的产业定位有哪些差异？

　　刘永行：目前，东方希望的定位就是做实业。新希望的产业更宽泛，金融、房地产、投资都有，感觉更是以实业为基础、偏重于投资的投资公司。两者的差异越来越明显。永好是社会活动家类型的企业家，更适合做投资；而我则是实业型企业家。

　　“用理论证实想法”

　　《21世纪》：与10年前相比， 你在东方希望里的职责有无明显变化？最近几年的工作重心是什么？

　　刘永行：之前的工作具体，现在更宏观，但最重要的工作是学习。我每天有一半时间在读书，主要是了解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动向，但不进入政治圈。我为什么要敢做重工业？因为我相信中国的改革开放、政治格局利于企业发展。

　　我喜欢思考和学习经济理论，但不分流派，而是结合企业的发展去分析，用他们的理论证实自己的想法是否正确。我很少看大部头书，从来不上MBA。（东方希望总经理张轮大插话：刘董是中国农业大学的MBA导师）。我订阅了大量期刊、杂志。我的学习不系统，但是根据需要来的。

　　《21世纪》：你们没有请过咨询公司吗？尤其是在企业战略和管理上？

　　刘永行：我们进入到某个行业，首先是自学，之后请教咨询公司，但做的时候一定要以我为主。企业要对咨询公司有深刻理解，咨询公司可以帮助你不犯大错，但很难帮助你卓越，要卓越只能靠自己。

　　我们从没有请咨询顾问公司帮我们进行管理。企业管理要简化，东方希望的管理很简单，全部理念就是一张卡片，三个原则，155个字。有一项不按照这个理念做，一定会失败，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21世纪》：东方希望有个《标准管理》，这个规则是如何形成的？主要起什么作用？

　　刘永行：在东方希望，领导就是标准的制定者，包括行业标准的内化、公司标准的可操作化；员工就是标准的执行者，当然，员工并非机械地执行，虽然标准是领导制定的，但允许研究标准、鼓励员工创造新的标准，一旦创造出，这个员工就可以成为干部的培养对象。我们要求所有管理都要落实到标准管理、标准循环上。

　　“我经常犯错”

　　《21世纪》：史玉柱说，刘永行最多只犯过小错误，但没有摔倒过，日积月累，造就了今天的成就。您自己认为犯过错误么？

　　刘永行：（笑）我经常犯错误，我性格比较急躁，经常批评错人给人道歉。比如我们在成都投资了一个食品公司，成为了成都第一肉食品牌。于是我们以为将这个模式简单复制到沈阳也可以成功。但我们当时并没有下决心在沈阳投资这样的快消品，最终关掉，损失了1000万元。还有一年，我们的资本积累得比较多的时候，请了一个理财公司做投资，结果损失了5000万元。

　　幸运的是，这些损失都比较小。做企业要允许一些小的失败。但在跳跃式发展的时候，必须加倍小心。因此，我们动了进军重化工业的念头10年后，才开始筹备，又积累了6年资本，才敢真正进入。做企业不能犯大错，否则会被置于死地。

　　我仔细研究过《进化论》，我发现，狼、兔子、草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平衡关系，狼要有一定的激进基因，勇于去猎食兔子，但对资源（兔子）的索取采取审慎原则，吃饱了就不再去捕猎，如果无节制地猎取兔子，最终会导致自己的消亡。

　　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激进基因（要去吃兔子）与保守基因（不能将所有兔子都咬死）要结合在一起。反映到企业经营中，过度获取土地、银行贷款、过度投资都是对大自然的过度索取，都是违反《进化论》。

　　“抱怨是最不好的行为”

　　《21世纪》：近年来，有些人认为“国进民退”、创业难成功。你觉得现在的创业环境与当年比，是更好了还是更坏了？

　　刘永行：现在的创业环境比当年不知好了多少。当年我创业招募员工都是非法的，只能四兄弟自己做，后来允许招8个工人了，但想再多招几个人的时候都没有政策支持，只得专门向县政府请示，县政府冒着一定的风险才批准了。现在国家对创业扶持力度很大。

　　民营企业也是如此，现实不一定都合理，改革有个渐进的过程，多从大局上看就会理解。比如东方希望，在某些产业上遇到政策阻力，我们就多元化发展，寻找可突破的领域，而不是一味的抱怨。

　　抱怨是最不好的行为，与邪恶相比，抱怨可谓其次。抱怨是优秀人才成长的最大阻力之一。东方希望提倡不抱怨。公司内部也不可能绝对公正，但只要总体公平就好。

　　《21世纪》：请给当今的创业者一些忠告。

　　刘永行：忠告说不上，每个人所处的条件不同。创业者不能太急躁，不要过高估计现在的能力，也不要过于低估计自己通过努力，三年、五年、十年后的能力，关键是现在要生存下去，兼顾发展，反而容易成功。

　　“财富只是平台和工具”

　　《21世纪》：不久前发布的《2010胡润百富榜》中国富豪榜前10名单上，你的家族以350亿元位居第七位。这个评选你之前知道么？你如何看这个350亿元的身家？

　　刘永行：资产是350亿还是多少并不重要，做事业必须要有一定规模的资产，但资产多一点少一点，对我本人的生活没有任何影响。在我们看来，通过我们的平台提高给国家的税收、给员工的福利和促进社会的发展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将普通劳动者培养成为行业的领先者、领导者，这需要大量的资产，这也是在创造更大的社会财富。如果占有了很多资产，但却不盈利，那么就是犯罪、是浪费。

　　《21世纪》：在你看来，财富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你将如何运用个人财富？

　　刘永行：财富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备工具，有了财富，我们才可以促进员工成长、促进社会进步，因此财富就是一种平台和工具。

　　财富来自于社会，应该用之于社会，要能够最大程度地用于大自然，促进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