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证券交易所档案馆至今还保存着1986年邓小平向时任纽交所主席约翰·凡尔霖赠送的飞乐音响股票。凡尔霖当年还曾亲自到上海静安营业部过户，因为唯有如此他才算是这张股票真正的主人。这是华尔街第一次近距离感受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尚处在萌芽期的股票交易。

　　在凡尔霖考察静安营业部24年后的今天，纽交所乃至华尔街，又开始酝酿与中国证券市场之间新的联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国际板上市。

　　“我们想把这条路走通。”纽交所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杨戈近日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纽交所有众多世界500强企业上市，它们越来越感到中国市场的重要性，有的甚至将中国作为未来的市场重心。对于它们来说，如果能在中国上市，一方面能够提高在中国市场的影响力，另一方从现实的角度看，也可以募集人民币资金，有利于减少汇兑风险，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此，我们向中国证监会和上证所提了很多建议，希望帮助建立这个板块。”

　　如果说国际板代表了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梦想，那么这个梦想，实际上是从基层自发的股票交易开始的。先有股份公司的出现，继而开始有自发和分散的股票交易。到了1990年，沪深交易所相继成立。从这时正式算起，中国证券市场经历了整整20年的探索。

　　艰难起步

　　对于上证所首任总经理尉文渊来说，国际板的前景或许是他当年不曾想见的。但是从他主动请缨筹建交易所的那一天起，当年这个35岁“无知无畏”的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正处级干部，开始尝试各种创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沉寂到活跃地把交易所搞了起来。

　　尉文渊与当时任申银证券总经理的阚治东是好友，也是现在的事业伙伴。阚治东更早些时候在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管证券投资，静安营业部就在他旗下。集中地股票交易就是这样从基层干起来的，阚、尉二人堪称基层的主要参与者和见证人。

　　虽然没有200年前纽交所在梧桐树下成立的浪漫典故，也没有国际板的宏大叙事，只有来自各方的质疑和压力、逼仄的营业场所以及不断涌现的问题，但他们不经意间做的工作都成了中国证券市场的“第一”。

　　几年前记者曾在一个场合同时与两人相遇。到了“知天命”年纪的尉文渊依然带着年轻时的豪气，“上证所一开始就是完全无纸化发行和电子化交易的，这个比纽交所的口头报价先进得多，我们很有效地防止了黑市交易和幕后操纵。”刚刚结束南方证券刑诉风波的阚治东吸着烟，在一旁频频点头。

　　交易所刚刚建立，全国各地相继掀起股票热潮。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期的中国，股票市场的变幻莫测让人惊异，甚至产生怀疑和动摇。关键时刻领导人的讲话能够坚定方向，但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路却不可能平坦。

　　浴火重生

　　1992年深圳“8·10”事件引起了关于证券市场应提高公开透明度的反思，并且促进了市场监管机制的形成。市场的各项制度也在不断总结问题的基础上趋于完善。但是由于发展初期对于证券市场功能定位的认识不足，计划经济色彩和行政干预的影响在一段时期内左右着市场前进的步伐。

　　在这种背景下，各地用“指标”报上来的相当一部分国企在上市时背负了给地方国有企业脱困的重担，加上长期的股权分置和市场机制传导失灵，部分上市公司经营状况每况愈下。“上市业绩即变脸”广为诟病。另一方面，二级市场受政策市的影响，投机氛围浓厚，客观上存在滋生庄股的土壤。

　　到了2000年和2001年，一些市场问题越来越突出。银广夏、郑百文等上市公司造假丑闻，加上“基金黑幕”和庄家吕梁等市场操纵丑闻接连爆发，以至于从学界到舆论产生了“赌场论”和“推倒重来论”。责之切，但也意味深长。

　　2003年，经历了长期熊市后风险在证券行业集中爆发。南方证券此时风雨飘摇，很快成为国内证券公司最大的破产案例。经历了全行业的规范治理后，证券市场如大病初愈，又在2005年迎来了股权分置改革，从根本上拨正了发展轨道。

　　也正是从2005年开始，一批较为规范和市场化的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开始为市场关注。万科、招行和苏宁电器等成了蓝筹的代表，也为投资者创造了丰厚回报。

　　恢复新股发行后，更多的新鲜血液注入股市，加上国内外经济基本面的各种原因，一场大牛市如大江入海，势不可挡。

　　尽管金融危机给数以千万计的中国新股民上了一场生动的风险教育课，但后危机时代的中国市场却显现出让海外投资者也艳羡不已的生命力。盯紧中国市场的除了希望在大型国企海外上市中分一杯羹的外资投行，又多了各路境外共同基金、对冲基金和PE等机构投资者及资产管理公司。

　　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跨国公司对中国的关注度也与日俱增。要真正进入中国，仅仅销售商品和服务是不够的，它们还希望参与到中国的资本市场中来。

　　“它们是冲着中国资本市场未来的前途，中国肯定在未来会成为最大的经济体。”阚治东前不久在一次专访中对本报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