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海波

　　丁学良站在讲台上发表他对教育知行的感想时，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启蒙教育者、86岁的老母亲刚刚辞世。

　　这是广州中山大学 “教育与中国未来”30人论坛的年会。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终身教授丁学良在会后的第二天即匆匆赶回安徽老家，处理母亲的后事。会议结束时，教育论坛的组织者代表全体与会者向丁学良先生致敬：“在这种情况下，丁先生如期出席了会议，不知道是因为他的专业精神，还是因为他认为教育十分重要？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组织者随后宣布，丁学良将“把母亲的丧礼作为他家乡一个教育公益项目的开始”，会场上顿时一片躁动——不少学者在感叹后提出，在当前的局势下，教育问题的“知”与“行”，后者比前者更重要；亦有与会者呼吁，这些年来，我们总是讲“教育先行”，与其如此停留在口号上，不如推动“教育现行”——中国教育需要呼吁，更需要实际的行动。

　　母爱的动力

　　谈起母亲时，已过“知天命”之年的丁学良不禁潸然落泪，他向笔者回忆了与母亲共度的艰难岁月以及母亲的教育对他一生的深远影响。而谈话的结尾，丁学良仍然不忘说起他的助学公益：“如果我天天谈教育，而不去为教育做一些实际的事情，会感到羞耻。”

　　丁学良出生于安徽皖南一个偏远的农村家庭。据他自己讲，他的祖辈、父辈都是“要饭的”。丁5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父亲去世后，我们一家靠挖野菜过日子。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母亲还是想办法让我读了书。母亲对我一生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

　　丁学良是丁家历史上第一个上小学的孩子。后来，他也成了当地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第一个读博士的人。出身贫寒的丁学良，非常清楚读书对一个穷孩子意味着什么。

　　他决定将母亲的逝世，作为助学公益的延伸，“这或许是对母亲的最好悼念，也应该最符合老人的意愿。”

　　丁学良在为母亲做完“七七”之后，将亲朋好友的全部吊唁献金64935 元，加上从丧葬费中节省出的33300元，共计98235元人民币，悉数转交宣城中学，注入先前已设立的“慈母刘可贞奖学金”。

　　过去几年里，丁学良将自己国内讲学的报酬以及其他收入，作为奖学金奖励给成绩优异而家境贫困的学生，每年帮助至少3名学生完成学业。母亲去世后，丁学良与家属商定，将奖学金的金额由3000元提高到3500元，名额增加至4名。

　　穷孩子的希望

　　准确地说，丁学良在其故乡的教育公益项目始于数年前。一个偶然的试验开始了他与母校在教育方面的深度接触。

　　2005年，丁学良从美国带回了两个华人的孩子，介绍他们去自己安徽老家的母校宣城中学作一个为期两个月的学习交流，既让国内的孩子了解美国同龄人的生活，也让这两个华人少年了解中国的状况。

　　两个月下来，两个完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孩子碰撞出来的火花让人十分吃惊。据该班的班主任告诉丁学良：孩子们话别那天，他们所讲的话，是他给他们做两年班主任以来从未听说过的。没有人说要考高分，上一个好学校，而是说他们作为一个人，对社会，对家庭，对朋友，对人生的感触。

　　临走的时候，全班的孩子全部都哭了，都把自己的心里话讲了出来。这个班主任自己也哭了，他做了两年的班主任，从来不知道孩子们有这些情感。

　　这件事情对这个班主任的触动非常大，也对丁学良产生了很大的冲击。班主任对丁学良说：“过去，我们与学生之间，眼里只有分数，我给他们考高分的压力，他们给予我们应对这些压力的方法与能力。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

　　“在这之前，我们与孩子之间、孩子与孩子之间的交往不是人与人的交往。”这个班主任无意中说起的一句话，让丁学良刻骨铭心。他隐约中觉得自己需要为这些孩子们，为中国的教育做一点什么。

　　两个月的中国学校生活，也使得这两个华人少年得到了他们终生都无法忘记的教益。他们后来在跟丁学良谈起这次体验时说：中国农村的孩子，家境非常贫寒，有些同学甚至吃不起菜，每天三餐靠学校免费提供的黄叶菜汤下饭。但是，“即使是在最贫困的、社会地位最低的人中间，也有努力，也有自信，也有欢乐，也有自尊，也有希望。”

　　2006年，丁学良的母校安徽省宣城中学迎来了建校100周年。丁借此机会设立了以他母亲名字命名的奖学金。他在给母校负责人的函中写道，“一个世纪以来，许多家境贫寒的青少年有幸入读宣城中学；一个世纪以来，更多家境贫寒的青少年想入宣城中学而不得。本人家境极为贫苦，少年时代能够入读宣城中学，多仰慈母茹苦含辛的抚养。值此宣城中学建校百年之际，本人合家商量，特设立‘慈母刘可贞奖学金’，以示永志不忘慈母鞠育之恩。”

　　在哈佛大学读书期间，丁学良师从美国著名社会学思想大师丹尼尔·贝尔。作为一个研究社会学的学者，丁学良对身边的社会现象非常留心。他发现，在美国，人们对亲人的去世并不像中国这样大办丧事，而倾向于把亲友们悼念逝者的钱物用于公益与慈善。他注意到，在哈佛的东亚图书馆，有许多图书都是用来纪念逝者而由家人眷属捐献的。

　　丁学良说，美国的个性印刷非常发达，这些书的扉页上印有逝者的照片与生卒年月，“这是一种非常文明的纪念方式。”

　　那天，他在广州中山大学讲演后，回老家奔丧路过杭州，特意在那里刻了一个纪念图章。回到家，他把带回去捐赠给母校的那一纸箱书，用力在每一本上，都盖上一枚别致的印章。似乎每一朵印章里，都饱含一种报答、寄托与期待。

　　耿直丁学良

　　丁学良被认为是当代卓有良知的学者之一，对中国社会现实多有真知灼见，曾有“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的锐利言论。他是著名的社会学思想大师丹尼尔·贝尔（1980年被美国评为健在的、对美国社会影响最大的十大知识分子之首）的关门弟子。在游历海外的过程中，丁学良坚持拿中国护照，屡遭不便和歧视，仍不放弃。希望能执教于中国最有名的大学，推动教育发展。丁学良将自己界定为“在中国土地上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传教士”，主要著作有《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不敢恭维——游学世界看中国》、《共产主义后与中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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