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新杰

　　 陶校兴案最大的谜团——被查主因，一直猜测不断，而随着主人公陶校兴(职务？)开口交代相关情况，真相正浮出水面。

　　 帝景苑旧账，或许只是冰山一角，陶被查真正的原因或许来自关系更大的公众利益层面——政府配套房建设项目。

　　 以本报记者掌握的最新情况显示，陶校兴及跟随他的“利益团体”，在过去的多年中，扮演了上海配套房建设这一庞大系统工程的“粮仓老鼠”角色。

　　 10月12日，上海市住房保障与房屋管理局（下称上海房管局）内部在处级及以上官员层面中对陶被查进行了通报。

　　 本报记者从核心渠道获悉，上海房管局在最近一次的内部工作会议上进一步通报了陶案进展，陶校兴已经开口交代相关事情，目前调查的重点锁定在其在职期间，利用职权将上海市配套房建设项目工程“打包给其亲戚名下的公司操作”。

　　 “这显然是比帝景苑项目上的问题更具有想象的领域，上海市配套房项目多年以来的规模非常巨大，而运作、主管、审批这些项目的利益链条中，仅工程建设招投标这一个环节，就有巨大的权利。”内部知情人士向本报透露。

　　 上海房管局的数据显示，上海市配套商品房建设实施以来，累积为约25万户各类动迁家庭提供了政策性商品房源，市属配套商品房基地涉及宝山、嘉定、青浦、松江、闵行、南汇、浦东等七个区共15个基地，规划总用地面积约21平方公里，规划总建筑面积约2132万平方米。

　　 有曾参与过上海市相关保障性房地产项目开发的开发商人士告诉记者，尽管在政策法规、具体运作等多个层面，上海政策性住房项目建设的透明度持续提高，但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存在以权谋私的空间。

　　 “目前，这一方面问题的调查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包括陶校兴本人也还需要交待更为详细的情况，包括‘打包工程’的具体情况等。”上述知情人士透露。

　　 本报独家掌握的情况还包括，陶的亲戚中，陶校兴的弟弟陶校林，名下常年经营着以“建筑工程施工、房屋拆迁、土方挖运”等为主要经营范围的相关公司。

　　 “我和哥哥没有外界所猜测的经济层面的联系，我的经营和他也并不相干。”10月19日，陶校林对本报记者表示。但两天之后的10月21日，陶校林手机则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状态。

　　 作为上海市房地系统的元老级人物，虽然陶校兴在房、地分家之后仅分管政策法规、行政复议和诉讼、行业科技、教育培训、机关后勤服务等管理工作，但在2008年之前长达近8年之久的时间里，陶则是这个系统里不折不扣的实权派人物。

　　 据本报了解，陶校兴实现将有关项目的建设工程“打包给其亲戚名下的公司操作”，主要是通过插手这些项目的招投标环节为主要方式实现的。

　　 “要插手一些配套房工程建设的招投标环节，对陶当时的权力来说，轻而易举。”上述知情人士坦言。

　　 问题正在于此。国家及上海市相关的政策有明确规定，房地产等项目建设的招投标必须透明、公正、公开，而在近几年中，相关针对性的法规政策也在持续完善中。招投标尤其是涉及配套房项目，相关规定明令禁止人为干预。

　　 早在1998年初，上海市建委、市住宅发展局《关于加强本市住宅配套建设管理的若干意见》即明确要求“加强住宅建设项目的招投标管理和施工管理”。

　　 建设部2001年6月1日起施行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更为明确规定，“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以下简称工程）的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在200万元人民币以上，或者项目总投资在3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必须进行招标。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报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规定本地区必须进行工程施工招标的具体范围和规模标准，但不得缩小本办法确定的必须进行施工招标的范围。”

　　 随后，上海市针对本地的相关保障性住房工程进一步出台严格法规，2005年的《上海市配套商品房和中低价普通商品房管理试行办法》明确要求“第十条配套房和中低价房建设项目采用项目招投标形式，确定房地产开发企业。中标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同时获得土地使用权受让人资格和建设主体资格。”

　　 就在上述相关政策的“完善周期”，也是陶校兴在上海市房地系统权力的最鼎盛时期。

　　 陶究竟具体采取哪些方式人为干预，目前包括陶本人交待和调查的进度，更详细的细节有待公开。

　　 本报记者获得的一份上海房地系统的内部资料，对当时建设工程招投标中的问题做了详细的描述。

　　 该资料披露，限于我国建设工程运用招投标交易方式上经验的欠缺，建设工程招投标市场管理目前还存在许多问题尚待解决，主要的问题包括，趁市场不规范之际搞虚假招标；大多数项目在招投标主要环节和程序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操作不规范的现象；招投标中歧视外地企业的现象仍较严重；通过资格预审和限制投标范围等办法，卡住外地有实力的企业，提高本地企业的中标概率。

　　 除此之外，知情人士表示，陶当年对项目招投标进行内定的方式还包括“为有关公司量身定制准入条件”等。

　　 陶当年的相关行为，可能已经触犯红线。有关法规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限制或者排斥本地区、本系统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参加投标，不得以任何方式非法干涉施工招标投标活动。”

　　 惠民工程里的“老鼠仓”

　　 尽管到目前为止，陶当年操控招投标所涉及的项目具体情况尚未完全明朗，但上海房管局对陶案的第二次通报信息显示，主要涉及上海的配套房项目。

　　 “这与利用职权对普通房地产项目进行干预的性质和可能产生的危害，显然有太大的不同。”上海房管局内部知情人士坦言。

　　 上海市政府对配套商品房建设的定位非常明确：配套商品房建设是市委、市府为平稳推进城市建设与发展，优化房地产市场结构，有效满足困难动迁家庭购房需求而实施的重大举措，是一项惠民工程和实事任务。

　　 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也在2003年7月专门组建上海市住宅建设发展中心大力推进这项工作的具体组织实施。2005年12月，上海市政府还出台《上海市配套商品房和中低价普通商品房管理试行办法》。

　　 这几年中，上海市配套商品房系统工程发展迅速，而在外界看来，操作也日益规范。目前已建成宝山菊泉新城、嘉定金鹤新城、南汇桃园新城、南汇秀康新城、闵行浦江新城等多个市属配套商品房基地，规模均在1—1.6平方公里，规划建筑面积100万—150万平方米，规划居住人口3—5万。

　　 据知情人士透露，由于所涉情节时间跨度长，陶案的调查目前处于“一边陶校兴交待，一边进一步调查”的状态。

　　 “除了配套房项目领域外，陶利用职权操控招投标为亲戚公司牟利的范围，可能还涉及部分商品房项目。”

　　 受人关注的是，这样的操控，究竟意味着怎样的利益。

　　 上海本地一位资深开发商人士告诉本报记者，配套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工程项目“看似利润很薄，实则利润丰厚且几乎没有风险”一直是公开的秘密，虽然利润率水平一般，但和普通的商品房项目相比，属于稳赚不赔的“买卖”。

　　 “对于这块肥肉，很多企业都垂涎已久，但多年来，没有关系的企业根本无法涉足，在具体的招投标过程中，‘外人’很难拿到。”

　　 利益转换器：“陶校林们”？

　　 陶校兴的权力最终又是通过哪个途径变成实实在在的个体利益？

　　 陶校兴弟弟陶校林，上海舟波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另一个股东名叫陶畔舟（女），据公开信息，陶畔舟在2004年前后任松江区旅游事业管理委员会宣传推介科科员。

　　 本报独家获悉，陶校林系陶校兴亲弟弟，在上海建筑装饰工程领域“混了很多年”。而陶畔舟和陶校兴的关系，尚未得到求证。

　　 上海舟波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和陶校兴这位房地系统高官的职权范围，则“相当对口”：建筑工程施工、房屋拆除、土方挖运、绿化工程、水电安装、室内装潢、建材的销售。

　　 该公司注册成立于2003年11月，即陶校兴在上海市房地局主掌土地等关键领域后不久。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其中陶校林出资35万元占70％，陶畔舟出资15万元占30％。

　　 在工商资料中有登记的该企业年检报告显示，2007年底，公司账面资产总额约182万元，2007年主营业务收入超过610万元；到了2009年底，该公司总资产为175万元，当年主营收入超过566万元。

　　 据2010年3月的年检报告，该公司依然处于正常“投产开业”状态。

　　 虽然从其弟陶校林名下的公司并未出现直接与陶校兴及相关房地产项目的具体信息，但知情人士表示，“陶校兴打包相关项目工程给亲戚名下的公司做，主要应该就是其弟，以及其他一些尚未浮出水面的相关人员。”

　　 在本报记者独家联系到陶校林的电话对话中，陶校林态度谨慎，表示自己与哥哥平时接触并不多，各自的经济层面更是不相干，对于陶校兴被查的事情，表示亦不甚了解。

　　 而上海市房管局第二次陶案内部通报会还传出消息，对于陶校兴在职期间“打包相关房地产项目给亲戚运作”的情节，调查部门已经十分重视，或将成为接下来陶案调查的主要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