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里·艾肯格林 道格拉斯·埃尔文

　　金融危机爆发已逾三年，人们可能认为类似大萧条的后果已被排除。但现在它们又回来了，而且来势比以前更凶猛。这次的担忧是货币战争——可能导致关税壁垒及相应的报复措施，从而重蹈上世纪30年代国际贸易体系破裂的覆辙。

　　担忧不无道理。上世纪30年代的经验表明，汇率摩擦甚至要比大衰退更能造成保护主义压力。

　　事实上，在上世纪30年代，提高关税、收紧贸易限额最起劲的并非那些衰退最严重、失业率最高的国家。从国家间的对比可以看出，产出萎缩的程度和持续时间，与保护主义严重程度并没有什么关系，失业率的高低和趋势亦然。

　　为什么在上世纪30年代遭受重创的国家没有采取保护国内工业免受外国竞争的措施？答案很简单。大萧条的到来伴随着需求极度萎缩，导致进口量急剧下降。因此，进口商品对经济的渗透力实际上是下降的，而且速度惊人，每个国家的情况都是如此。生产者当然面临着严重的问题，但来自进口商品的竞争也许是当中最微不足道的。

　　现在的情况也差不多：随着危机在2008~2009年蔓延到全世界，进口量的下降要快于产出。贸易萎缩使进口密集型部门的外来竞争趋弱，因此贸易保护其实起不了什么作用。据世界银行估计，在此次危机中，只有2%的贸易量下降跟保护主义抬头有关。而上世纪30年代，这一比例大约在50%。

　　为何会有这样的差别？

　　答案就在货币摩擦上。上世纪30年代，提高关税、收紧贸易限额最起劲的恰恰是汇率管理能力最弱的国家——即仍采取金本位的国家。1931年，英国和其他24国停止黄金汇兑，允许货币贬值，这使得仍采取金本位的国家陷入了通缩陷阱。为了保卫本国经济，这些国家只能采取贸易保护措施，征收“汇率倾销”关税、推行进口限额，以此来减轻本币日益高估所造成的竞争力下降带来的不良影响。

　　但贸易限制无法替代国内通胀措施，因为贸易限制既无法扭转产出和价格的下跌趋势，也不能提振银行体系。相反，放松银根、采取通胀措施的国家不仅稳住了金融体系、更早地实现了复苏，而且避免了流弊深重的保护主义。

　　今天，美国就相当于上世纪30年代坚持金本位的国家。它无法单方面改变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就业改善情况一直令人失望，通缩危险始终没有摆脱。由于缺乏其他解决问题的工具，贸易保护压力正变得日渐强大。

　　那么，如今应该怎样做才能应付自如又不至于陷入以邻为壑、竞相贬值的怪圈？在上世纪30年代的通缩潮中，减轻保护主义压力最有力的方法是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推高物价、刺激经济复苏。这一招在今天依然有效。只要通缩恐慌平息、产出与就业开始强力改善，保护主义压力自然也就烟消云散了。

　　因此，罪魁祸首并非中国，而是美联储董事会。美联储一直不肯充分动用手中的工具来克服通缩、刺激就业增长。只要美联储这样做，国会就不必花力气去寻找替罪羊——比如中国——来为美国的低就业复苏开脱了。美联储应该学习日本央行的好榜样。

　　当然，由于人民币盯住了美元，因此美联储的再通胀政策不但对美国有效，还会影响到中国。但中国有能力处理好这一情形。中国的经济规模只是美国的几分之一，且美联储货币扩张能力也颇为有限。

　　结果也许对中国不利。中国的通胀率已经超过了合理区间。幸运的是，中国政府对这一问题早有准备：没错，那就是让人民币升值。

　　(巴里·艾肯格林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道格拉斯·埃尔文是达特茅斯学院经济学教授。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