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红漫　　

　　 民族评级机构“出海”受挫。日前，国内信用评级机构——大公国际资信申请成为美国官方认可的债券评级机构，但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驳回。如果国内评级公司成为美国官方认可的评级机构，则意味着其评级结果将可被用作美国法律和规定方面的标准。

　　从SEC拒绝大公国际认证的公开资料看，“无法履行对大公的监管”即不能“跨境监管”是最重要理由。回顾历史资料我们发现，在美国具有“国家认可的评级机构”资质的三家外国评级机构中，美国证交会从未将“跨境监管”作为必要审核条件，也从未对三家外国评级机构进行过所谓的“跨境监管”。此次唯独对大公国际设置这一障碍，并据此否决其认证申请，在国内评级公司看来属于“歧视性”行为。

　　当然，所谓的“歧视”是站在中国企业立场上的看法，笔者更期望市场各方能够理性、建设性地看待这一事件，而不是仅仅用市场利益思维来轻易批判各方的行为性质。SEC否决大公国际的认证申请的确存在“歧视”操作的可能性，毕竟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如果中国评级机构拥有了世界权威的评级资质，那么就有可能导致美国债级别被大幅度下调，由此导致美国国债的发行与市场利率均会受到冲击。但必须要承认的是，这样的判断只是站在中国企业立场上的猜测，美方同样有理由证明这样的猜测并不合理。一个最为典型的例证就是，SEC历史上从未拒绝过海外评级机构的认证申请，自从申请程序的相关规定2007年生效以来，大公国际是第一家被SEC拒绝的公司。

　　美国此轮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表明了标普等三大评级机构垄断不利于市场风险的发掘，这一点已经成为了全球经济界的共识，并广遭诟病。评级机构在金融市场“指路人”的角色渐次暗淡，甚至被指为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国际评级巨头风光不再的根源，在于竞争威胁弱化与监管不力。由此，当评级机构的商业逐利诉求逐步冲破企业道德束缚之时，评级结果的参考意义大打折扣。但“硬币的另外一面”则是，国内既有评级机构自身也是靠着市场行政垄断保护机制而发展壮大的。相比较国际评级同行曾经历过的惨烈竞争，民族评级机构却带有与生俱来的“垄断”烙印，市场优胜劣汰意识更是淡漠。更进一步讲，挫败国际评级巨头公信力的“毒瘤”——级别买卖、价格竞争、价高者得高级别等“潜规则”也已在中国评级市场上有所显现。在国内评级市场竞争尚未全面开放之前，我们同样很难去断然指责海外评级市场的垄断保护。

　　国内独立评级机构诞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市场规模化发展则是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纵观这一发展历史过程，其间国内评级机构几乎没有经历过真正的市场优胜劣汰洗礼，行政推动对于这一行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一，目前国内评级机构的资质源于央行1997年的一纸认证文件，而在13年后的今天，彼时行政部门所认定的评级公司范围并未做出过大的调整。目前，评级业仍被赋予“国家特许行业”的身份，这就意味着国内评级行业长期缺乏顺畅的进入机制，由此导致外部企业并无法进入到行业“圈子”中，市场份额一直在既有评级公司范围内分享。其二，目前中国评级机构的市场收入主要集中在贷款企业评级，而这部分项目属于央行的指令性强制评级，其市场收入和市场份额占有率并非评级机构凭借自身竞争力而获取。从行政指令导致的市场现实情况看，商业银行对于评级机构第三方评级结果的认可度并不高，很多贷款企业也并不愿意主动配合，由此导致贷款评级费用打折现象明显，评级公司的市场美誉度反而因此而受损。

　　美国三大评级公司既有市场地位是在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代逐步建立起来的，期间经历过数十年的市场残酷竞争才确立了今天的垄断地位。国际评级垄断固然要打破，但是打破垄断的前提首先是后进入企业应是经历过市场残酷竞争的强者。如果国内评级市场行政垄断限制还没有打破，那么我们的确很难奢望国内评级机构迅速获得国际市场的认可。

　　大公国际此番叩动美国评级业大门之举虽未成功，但却体现了民族评级机构跻身国际舞台的宏大理想，是中国赢得国际资本市场话语权必要前提。正所谓“国货当自强”，国内评级行业需要一个大浪淘沙式的竞争机制，以铸就评级业的强大生命力。其前提就是，监管部门回归“裁判员”角色，并全面开放评级行业准入限制，而不是让既有一些所谓的行业龙头企业继续自封“老大”。在经历过充分市场竞争之后，国内评级机构在国内、国际市场的影响力将能够自然提升，彼时只怕SEC再无理由去拒绝中国评级机构的市场认证资格了。

　　（马红漫，上海第一财经频道主持人、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