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国很多人通过公司赚了钱，但并不清楚公司是什么，而现在他们又面临着传承问题，有人就非要把公司传给自己的儿子，但基因可以传，才能怎么传啊？”纪录片《公司的力量》总导演任学安接受记者专访时说。

　　2010年8月23日，《公司的力量》在央视2套黄金时段播出。该片的制作团队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到了欧亚美8个国家，深入50余家世界级公司，采访了170多位资深学者和商界领袖，以影像讲述了“公司”这个组织的前世今生。

　　美国经济学家德隆的一项研究表明：人类97%的财富是在过去250年——也就是到公元2000年以前的250年间的0.01%的时间里创造的。

　　带来这250年财富迅速增长的机制，就是市场经济。而公司组织，正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细胞。

　　“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是从1840年之后开始的，真正走上市场经济轨道也就是最近的30年，但这个过程在英国跨过了300年的历史。所以中国现在是先进与落后，自发与自觉的混杂状态。当我们还不清楚公司是什么的时候就已经在办公司了，现在应该回过头来补上这一课。”该片制片人周艳说。

　　学习避免前人的错误

　　在世界各国的公司高速发展的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正值战争和政治运动频仍，公司的命运不断夭折，直到改革开放才步入正常，1992年中国确立市场经济的体制，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颁布，公司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的法律地位才得到保障。

　　记者：在中国，公司的命运多舛。

　　任学安：中国公司的发展坎坎坷坷，那我们呼唤的是什么呢？是别瞎折腾，一心一意地往前走。首先公司要有一个稳定的土壤，然后是有规则的土壤，才可以进行充分地自由创造。

　　记者：今年富士康公司连续十多名员工自杀的事件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你觉得公司在进化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可以避免吗？

　　任学安：在西方，公司早期原始积累已经付出了代价，人类已经交过学费了。就是我们片子第四集《进步之痛》中所反映的，在库尔曼镇，公司让员工都住在一起，没日没夜地加班，但是工人活着不是为了工作，工作是为了更好地活着。那个时候的企业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结果引发了一系列的冲突事件，付出了血的代价，之后才慢慢建立各种保障制度，让工人的生活更有尊严。如果我们今天的公司还要走那种原始的道路，再犯同样的错误，就是无知了。连历史都不尊重的企业家能成就伟大的企业吗？只有充分尊重员工的企业，才有希望。把员工当奴隶，当雇佣机器，怀揣这样心态的公司，是没有希望，没有创造力的。

　　别奢谈“跨越”

　　“一个过分受到国家保护的经济，是不能得到持续发展的。”法国里昂第二大学教授皮埃尔·道克斯对着纪录片摄制组的镜头说道。

　　1991年，拥有众多产业门类的芬兰百年老字号诺基亚公司曾陷入危机，濒临破产。然而10年后，它却成为年销售额超过300亿欧元的世界知名企业。这个骄人业绩得益于1993年芬兰政府宣布取消对外国公司的持股限制。经过一系列股权转让，到2007年时，诺基亚的股权结构中芬兰只占了9%，诺基亚不再属于芬兰，却为芬兰贡献了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

　　一个经济体，究竟应该多大比例地开放市场？从计划和管制中走出来的新兴市场国家，各自小心翼翼地寻找着那个平衡点。

　　记者：全球化的进程在加快，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民企和国企应该怎样去应对？

　　任学安：股份制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我们的国有银行改革也吸引了全球的资本。比如工行、北京银行、农业银行，H股和A股全球同时发行，吸纳了国际资本。

　　国资委的一个副主任接受我们采访时就说，国企改革有一个目标就是投资主体的外部化，就是要让外国的资金能够进来，打破原有的一股独大。我们现在正在做，还是一个时间问题。

　　记者：你在拍摄过程中接触了很多国内和国外的公司，会不会感觉两者差别很大？

　　任学安：福特公司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经历这次金融危机，差点倒下去，但一头倒下的大象，仍然是伟大的。当我们去接触丰田公司的时候，觉得面临这么大的一场危机，它可能不行了，但它居然能挺过来。而现在中国的企业，如果没有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哪家能承受这样的危机？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呢？成就一个伟大的公司，是需要时间的。“快速发展”，“跨越式发展”，我们前几年看这样的报道太多了。但真的能“跨越”吗？现在来看，那些追求“跨越式发展”，“高成长”的行业，结果大家都看到了。不能太急功近利，别奢谈跨越。就像最近报道的紫金矿业，当初是爆炸性的成长，但最终报复性地出现问题。

　　记者：中国的很多公司还是小作坊式的吧？

　　任学安：对，我们有很多发明，就攥在自己手里，不能变成生产力。抱在怀里永远只能是你的，创造不了什么价值。但是如果你开放了，它就不只是你的，也是社会的。公司这种组织的优越之处在于，集中社会资源，所以要让这些创意通过公司来实现，它能把陌生的人聚集在一起，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

　　记者：公司作为一个利益组织，如果我们去公司工作，即使不是股东，也是这个利益组织的一部分？

　　任学安：对。公司是人的组织，每个人都是这个组织的有机部分。人的才能和积极性不能调动起来，这个组织就是僵硬的，没有前途的。

　　别轻易谈“中国模式”

　　记者：做财经这么多年，你认识很多做公司的人吧？

　　任学安：对，一些开公司赚了钱的老板并不清楚公司的前世今生。连公司是什么都不知道，突然就面临着公司传承，怎么传？有人非要把公司传给儿子，那就世袭嘛，能传几代？财富可以往下传，公司的管理权却是不能往下传的，这是常识。500亿的公司给哪个儿子是你的权利，但也要考虑他有没有驾驭这500亿的能力。

　　记者：你指的是民企还是国企？

　　任学安：中国民企国企都存在这个问题，只要有绝对的权力，就敢去办绝对的事情。

　　(制片人周艳补充道：我们采访福特公司，他们说家族传承是他们的传统，保证了这个品牌的忠诚度，但他们和所有的企业一样，都需要现代化。虽然是家族企业，但很早就引入了经理人制度，随时可以更换CEO，福特家族有人才也可以去做CEO，没有就从外面引入。也就是说，虽然是家族企业，但已经拥有了现代企业制度，这是最重要的。)

　　记者：片中好像回避了2008年经济危机，这次危机中国不少公司企业能躲过去，有人认为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优越。

　　任学安：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中国躲过去了，一定有独特的条件和环境。但是就此就说谁比谁优越我觉得有点早。很多人包括国外媒体都在鼓噪“中国模式”，但是中国的领导人非常清醒，就是不接招，不谈“中国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