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30多年的快速增长，核心是保障了增长与就业，解决了私人产品短缺问题。然而，由于二元固化，城市抑制，以及财政非公共均等服务，导致了教育与发展的滞后，公共产品的短缺，经济陷入难以跨越资本驱动、转向技术驱动的困境。

　　■大势观察■惠双民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经济增长与发展方式转变的外部压力与内部动力，其核心是调整收入分配格局。

　　一、城市抑制的二元起飞型工业化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持续的高速增长，经济总量实现了裂变式的扩张。具体表现在：ＧＤＰ从1952年的679亿元、1978年的3645亿元，增长到1990年的18667．8亿元、2001年的109655亿元，到2009年的335352．94亿元。ＧＤＰ增长了约500倍。

　　人均收入和居民收入水平也实现了巨大的跨越。人均ＧＤＰ从1952年的119元、1978年的381．23元，增长到1990年的1644元、2001年的8621元（人均1000美元），到2009年的24238元（人均3000美元）。经济顺利走出低收入陷阱，即贫困陷阱：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1000美元的收入阶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000美元以上。但中国经济潜在存在着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

　　出口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跃升为世界第一进出口大国。

　　经济一直保持着持续的高位增长。1978年以来ＧＤＰ和人均ＧＤＰ都保持着9％以上的增长速度。

　　中国顺利开始工业化进程，经济进入重化工业阶段，即工业化的中后期。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增长快于第三产业，远远超过第一产业。第二产业比重在快速上升，第一产业比重在下降，然而第三产业增长缓慢。

　　中国经济实现了人类就业的壮举，解决了7．8亿人的就业问题。城镇就业3亿人，农村就业4．8亿人。

　　中国经济实现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城市化，在13．4亿左右的总人口中，城镇人口达到6亿多，城镇化率达到45％。

　　经济增长与发展方式呈现出显著的转型起飞的发展模式。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1．要素粗放的增长方式。2．二元转型的发展方式。3．出口导向的增长路径。4．城市抑制的工业化进程。二元结构转型的经济学分析模型充分说明了这些特点在转型起飞发展阶段的内在逻辑的一致性。

　　二元结构型发展，表现在户籍制度和公共产品供给上。包括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税收制度等，由于这些公共产品和户籍的限制，农民作为劳动力资源和家庭收入来源的要素投入，就必须接受低工资下多投入的选择。由于传统的农业部门的劳动供给的无限弹性，农民工作为一种中国特有的经济现象和生产要素，推动了中国工业化的发展，农民工是和二元政治体制下的工业化密切相关的。由于二元固化的公共产品架构和户籍限制，导致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很低，消费不足。又由于劳动的边际贡献率低，以及由于二元政治体制和公共产品架构导致的劳动要素竞争的抑制性收入增长和劳动报酬的垄断性剥削，资本的边际贡献率高以及垄断性剥削，导致资本收入份额高和资本的急剧积累。而最终的产品是要被消费的，要么国内消费，要么出口到国外消费。现实是国内抑制性消费不足，于是，出口成为唯一的最终产品消费的需求保障，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路径就成为二元固化增长中的唯一选择。加之国内抑制性的收入增长，产品的出口替代内需消费的竞争力提高，于是形成了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路径和发展方式。

　　随着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成功以及国内资本的积累、外汇的增加，中国出现了与其他国家的严重的国家贸易不平衡，导致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战争；另一方面，国内随着增长、就业、收入的增加，内需消费的竞争替代提高，但是，依然不能形成内需导向的经济增长方式。这样，当前中国经济就出现了经济增长引擎导向上的困境。

　　二元结构型发展是从传统经济到现代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的中间阶段，但是，中国原有的二元结构固化的形成和社会福利以及户籍制度强化了这个中间阶段，阻断了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客观上强化了工业化而妨碍了城市化，于是形成了转型阶段中国特有的工业化推进的现代化进程，而非工业化和城市化协调推进的现代化进程。

　　因此，我们的发展方式可以称之为城市化抑制的工业化发展方式，而不是工业化城市化协调的发展方式。

　　二、政府、居民与企业哑铃化趋势的收入分配格局

　　城市抑制性转型起飞发展的工业化模式，其对应的收入分配格局就呈现出收入由劳动向企业、资本集中，比重由居民向政府倾斜。资本相对于最终消费的比重在增加，政府、企业投资的比重相对于最终消费所占的比重在增加。

　　从资本形成与最终消费支出占比看，资本形成由1981年最低时的32％，增长到2007年最高时的48％；最终消费支出占比由1981年最高时的68％，降低到2007年最低时的52％。

　　根据支出法中政府、居民与企业投资占比，1983年的15％、65％、30％，变为2007年的20％、44％、46％。

　　最终消费支出中政府与居民的支出比例，由1980年的20％与80％，变为2007年的30％与70％。

　　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农民纯收入增长，差距在扩大。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2009年为3．33∶1。实际差距大于统计差距。199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绝对差距为824元。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75元？农民人均纯收入5153元，绝对差距12022元。

　　全体居民工资总额占ＧＤＰ的比重在下降，2009年居民工资总额占ＧＤＰ的比重大约为10％左右。

　　基尼系数已经跨越0．4的国际警戒线。全国居民基尼系数大约是0．48左右。更为严峻的是，收入最低的40％的人群，只拥有13．6％的国民收入，贫富差距成为社会发展中极为不安定的因素之一。

　　地区、行业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1980年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人均ＧＤＰ之比为1．5∶1、1．9∶1。2009年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人均ＧＤＰ 之比为2．2∶1。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最高收入行业人均收入与最低行业人均收入之比为2．23∶1，2003年为4．63∶1。2008年，电力、石油、烟草等垄断性行业职工平均收入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到10倍。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府、居民与企业在收入分配中呈现出哑铃化发展的趋势。

　　中国经济30多年的快速增长，核心是保障了增长与就业，解决了私人产品短缺问题。然而，由于二元固化，城市抑制，以及财政非公共均等服务，导致了教育与发展的滞后，公共产品的短缺，经济陷入难以跨越资本驱动、转向技术驱动的困境。

　　公共服务的非均等、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教育与发展的滞后，尤其是垄断与腐败对市场与竞争的窒息，这些都可能导致中国经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

　　这种政府、居民、企业形成的两头扩大、中间缩小的哑铃化收入分配格局，将会强化出口导向与要素资本集中的发展方式，严重妨碍内需消费增长与内需消费导向的经济增长路径和技术进步与国富民富的发展方式，因而难以形成橄榄型的收入分配格局和国富民享的增长发展路径与方式。

　　三、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当前经济增长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经济发展由二元结构型发展转变为城乡统一的一元型发展，经济增长的路径由出口导向型转变为内需消费与出口共同导向型，强调公平性发展，核心的问题是教育和发展，解决公共产品的短缺；其发展的方式主要是城市化与工业化协调推进。

　　对此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一）实施国民收入倍增与收入格局橄榄型发展的目标：

　　（1）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使城乡人均收入在“十二五”翻一番，年均增长不低于15％。

　　（2）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从约60％提高到70％左右。

　　（3）劳动报酬占ＧＤＰ比重从2007年的39．7％提高到50％左右。

　　（4）城乡收入差距从2008年的3．31∶1控制到3∶1以内。

　　（5）中等收入群体占比达到30％左右。

　　（二）实施与此目标适应的经济发展战略：

　　（1）发展驱动：城市化、城镇化与工业化共同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战略。

　　（2）发展路径：内需消费与出口共同导向的增长路径。

　　（3）发展方式：一元现代发展方式。

　　（4）增长方式：技术进步的集约式增长方式。

　　（三）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教育与发展，公共产品有效供给与公共服务均等化。

　　（四）经济发展的重点：就业与公平，实现国富民享，共同分享社会进步与发展成果。

　　通过国家发展战略的导向与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限制垄断，促进市场，经济增长，市场竞争，以及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技术创新，经济会自发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经济增长与发展方式会自发实现转变，中国经济将会顺利走出“中等收入陷阱”阶段，实现经济的顺利起飞，跨入中高等收入的经济持续增长与充分就业的经济发展新阶段。

　　（作者单位：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