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杭州9月30日讯

　　记者 夏芬娟

　　国美股权争夺战，这场由创始人、职业经理人、战略投资者三方引发的利益博弈，已经成为中国商企的一个经典案例。作为旁观者，浙江民营企业家细心品读着个中的细节和滋味。

　　创始人一定要当老大？

　　黄光裕是国美的创始人兼大股东，陈晓只是职业经理人兼小股东。两者的冲突，也是直接将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矛盾凸显。面对陈黄之间的冲突，一些浙商自问：创始人一定要当公司老大吗？

　　对自己企业的控股权情结，绿盛集团董事长林东有着和黄光裕一样的思维逻辑，他认为，其实大多数浙商都存在这种情结。林东认为，失去了企业的控股权，他们也就失去了创造自身价值的平台。

　　“这种对控股权的欲望，与企业本身是传统的家族企业还是现代企业制度无关。”林东指出，即便是现代企业制度下，大股东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博弈也是无法避免，尤其是职业经理人的道德素质更是难以把握；唯一避免出现类似国美这样激烈的争夺战的方式，就是控股股东不宜将股权过于分散。

　　与林东恰恰相反，开元集团董事长陈妙林恰恰是在国美股权大战期间，在董事会上正式通过了高层股权激励的方案，继续稀释着自己的股权。

　　陈妙林做出这一决定的逻辑是，作为控股股东的他有一天在能力上、精力上无法胜任这个时代的发展，由职业经理人来掌控，他并不排斥，“我更关心的是我的企业如何高效发展，并不是个人钱多钱少、或者是能否控股。”

　　引入战略投资有多危险？

　　在陈黄的这场“生死较量”中，贝恩资本一直是看上去不那么显眼、却又扮演着十分关键的角色；追究最终陈黄争斗的结果，无论哪一方赢，其实都是“两败俱伤”，唯独贝恩资本，无论结果如何，都能坐收渔利。

　　两年前的“达娃之战”当时也被视为经典的商战案例。这场纷争让宗庆后对外资的合作提高了警惕：“如果再和外资合作，要看他愿不愿意给我们高新技术。”

　　在浙江华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宗佩民看来，这些争斗的起始，都源自民营企业早年引入外资时设定的“隐蔽条款”，应该谨慎对待外资进驻。

　　浙江民营企业近两年也有不少成功的外资产业并购，如西子集团和OTIS的合作，苏泊尔与SEB之间的合作，还有杉杉集团与日本伊藤忠社之间的协议对赌合作。“贝恩是纯财务性的投资，而我们引入的伊藤忠社却是行业内的领头羊，是我们学习的‘老师’。”问起在与外资的对赌中是否担心出现类似国美的“险情”时，杉杉集团相关负责人这样回应。

　　商战的商业文明底线

　　决战前夕，黄光裕和陈晓都在拿着各自的“筹码”四处“拉票”，通过公开的信息渠道表达观点、陈述利弊，无论这场争斗的双方要取胜的意愿有多么强烈，有一点值得欣慰的是，他们都在法治的轨道上、在新商业文明制定的“规则”下“血战”。这一切，归因于国美是一家上市公司，在新商业文明的“监控”范围之内。

　　股权之争，事实上已经这样广泛地存在在民营企业之中，包括浙江民营企业，也有不少借助资本手段来完成股权并购或者是控股权之争的案例。国美股权之争堪称是对所有民营企业家们的一场“新商业文明”启蒙。

　　“无论是否上市，现代企业制度下的规范操作，肯定是有利于解决争端、也有利于企业实现高效的运转。”陈妙林指出。

　　在茅理翔看来，国美从传统的家族企业，向现代治理结构的上市公司的逐渐演变，促使他们去思考家族企业如何改善治理结构、怎样规范化经营，并最终推动中国民营企业治理结构上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