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元

　　9月17日，王亚伟身在无锡，参加第二届“中国新能源”大会，并且亲自为杉杉科技董事长胡海平先生颁奖。但就在这一天晚间，媒体曝出华夏基金总经理范勇宏，副总经理王亚伟双双递出辞职报告，并已被监管部门内部否决的消息。

　　历史上，王亚伟辞职的传言不止一次。最离奇的是去年7月，一起“小三”事件和王亚伟关联起来。

　　今年7月，王亚伟辞去华夏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主席，有关王亚伟辞职的消息再度传开。

　　加上这次辞职传言，一些华夏内部的员工已经习惯了。

　　为什么如此多的辞职传言笼罩在王亚伟的身上？在现在的基金业制度下，王亚伟有太多的辞职理由，他不辞反被人不解。正如李旭利去年12月在深圳评价王亚伟：“不是王亚伟不正常，就是我们不正常。”

　　为什么总是王亚伟

　　这次辞职传闻拉上了华夏基金的总经理范勇宏。熟悉王亚伟的人都知道，范勇宏对王亚伟有着知遇之恩。

　　1988年3月，华夏证券北京东四营业部的总经理范勇宏，将在该营业部担任研究员的王亚伟拉入华夏基金，基金业的最佳拍档诞生。

　　1998年4月28日，华夏基金旗下第一只封闭式基金——基金兴华成立。基金代码是500008，基金单位总份额为20亿份。王亚伟最初时是基金兴华基金经理助理，之后任基金经理。

　　在该基金的操作上，王亚伟没有表现出过人的天赋，其表现稍好于同行。在3年多的任期内，总收益率为85.4215%，同类基金为68.1412%。

　　2003年，王亚伟管理的华夏成长业绩为倒数第一。到2005年4月11日王亚伟卸任该基金的基金经理时，该基金总收益13.5480%，跑输同类基金19.5670%的收益水平。

　　但范勇宏对王亚伟依然信任，派去国外进修。2006年王回国后一鸣惊人。截至9月19日，华夏大盘累计收益率高达1138.571%，同类平均收益只有270.3534%。王亚伟在管理华夏策略精选的近两年时间以106%的回报率超越同类产品40个百分点。

　　在华夏人看来，范勇宏的理想还没有实现，现在让他离开是难以割舍的。范勇宏的理想也是华夏基金的企业愿景“成为全球资本市场有重要影响力、受人尊敬的资产管理公司”。这两点华夏似乎都未达到。

　　此次王亚伟辞职传闻被认为和华夏基金的股权变动有关。中信证券出让华夏基金51%股权，距离9月30日大限只有10天时间，并且有说法受让方已经确定。

　　历史上，华夏证券、北京证券、中国科技证券、中信证券等都担任过华夏基金的股东，但据内部人士透露，华夏基金的运营很少受到股东的干涉，“这也是范勇宏的工作重点。”

　　但是即将出让的这51%股权如果落入一个或多个强势股东之手，是否去干涉范勇宏的管理，其结果尚难预料。

　　但这个理由有待观察。事实上，总让王亚伟蒙上辞职魔咒的最合理解释是，如果王亚伟做私募，将会获得更大的财富回报。

　　历史上，华夏基金有多个基金经理投身私募。戴勇毅、江晖、孙健冬等华夏基金的一批元老都在私募江湖中游走。“我感到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自由和爱好能同时兼顾。”华夏基金出来的一位私募如是说。

　　可以想象，这种情绪也会在公募基金经理中蔓延。

　　可以给王亚伟算笔账，以王亚伟的号召力，若投身私募，两年内募资50亿元没有悬念。若该基金年收益30%，那么就是15亿元，按照私募的业绩提成标准，大致可以提取3亿元的奖励。

　　公募基金的制度难题

　　放着数亿元不赚，放着自由不去享受。李旭利等人会认为王亚伟有些不正常。事实上，当今的公募已经成为私募的“黄埔军校”。

　　“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成为基金经理，并且把业绩做好，在基金业有一定名气，然后去做私募，要不然没有名气很难募集到资本。”深圳一基金公司的基金经理助理坦言。

　　如今，基金从业人员的心态与三年前已经发生了改变，在已经投身私募的基金经理或语言、或行动的感召下，许多人加入公募就是为了将来做私募。

　　王亚伟的不正常只有一种解释就是“理想”。但北京一基金公司人士则称：“一个难以企及的理想可以支持一时，但不能支持一世。”

　　制度性的变革可能才是根本上解决公募转私募的行业困扰。

　　本月中旬在天津举办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范勇宏称：“造成这些人离开的原因很多，有的是为赚更多的钱，也有的是为实现自己的投资理念，实现自己的创业理想。当‘公转私’成为一个行业问题时，我们就一定要认真反思，问题出在哪里。”

　　范自解：“在事关资产管理行业核心的制度安排方面，我们仍然没有突破旧有的框架，还没有建立起‘以人为本’的资产管理制度，这成为我国公募基金业可持续增长的制约因素。资产管理行业最重要的是‘人’，恰恰是‘人’这个无形资产，在基金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建立怎样的制度以体现“人”的价值，范勇宏没有明说，只称：“符合国际惯例的基金经理激励和约束制度。具体来说，这样的制度是一种能够实现基金经理、基金持有人与股东共担收益与风险的科学资产管理制度。”

　　在去年12月深圳举办的第八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国际论坛年度峰会上，基金界实际上已经给出了具体的制度安排，他们异口同声呼吁进行基金业的股权激励。

　　但问题是“基金从业人员的收入已经高于多数行业，如果再进行股权激励，那么会加剧群众的心理不平衡。”周六，在探讨行业股权激励问题上，深圳一大型基金公司的基金经理如是说。

　　事实上，对于基金投资者而言，如果基金公司帮自己赚了钱，那么基金经理获得高额回报是可以理解的，哪怕是股权激励。“基金亏了钱，基金经理仍然获得高额的奖励，即便是非股权激励方面的奖金，投资者也认为不该。”上海一家基金公司的总经理曾这样对记者说。

　　因此制度的变革不能只顾及基金从业人员，而且要将投资者的利益进行捆绑。

　　今年上半年，全部60家基金公司利润为负4397.5亿元，亏损幅度仅次于2008年上半年，为历史第二大半年度亏损额。但与此同时，管理费、托管费同比增加。60家基金公司2010年上半年管理费收入合计为149.06亿元，高于2009年上半年的125.78亿元。

　　这引起了基金持有人在网上的口诛笔伐。

　　中国公募基金的管理费制度是学习台湾和西方的投信业和共同基金管理费制度。这种制度天然造成了无论盈亏，基金公司都能够提取管理费。

　　如何将基金公司的收入和持有人利益进行捆绑需要打破的是全世界的通行标准，这比股权激励更具挑战性。

　　范勇宏就期望建立一种制度：“这样的制度是一种能够实现基金经理、基金持有人与股东共担收益与风险的科学资产管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