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孙毓

　　两年了，阴霾依旧难散。

　　2008年9月15日，一个有着158年历史的著名投行雷曼兄弟倒闭，一场始作俑于华尔街的危机也由此拉开帷幕，这就是后来演变为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啸，其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影响深远。

　　自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以来，世界主要经济体对金融体系过度扩张进行集体反思，更以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为平台，就重构金融秩序、恢复经济增长初步达成了共识。经过反复修改和妥协，美国总统奥巴马终于签署了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向消费者提供“美国历史上最有力的金融保护”，并让“美国民众永远不再为华尔街犯的错误埋单”。欧盟方面也在强化监管措施，未来将设立欧洲系统风险委员会及三家独立机构，将监管触角伸向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领域。近日披露的《巴塞尔协议Ⅲ》则要求全球各商业银行提高一级资本充足率，并建议设立“资本防护缓冲资金”，以此单扛今后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而非坐等政府救助。

　　事实上，再回过头来反思这场金融危机，在剖析了金融监管缺位、金融机构唯利是图、信贷评级机构失信这些问题之后，不得不说的是，人为低利率下的资产泡沫是引爆危机的主要原因。

　　在网络股泡沫破裂之后，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让美国从一个泡沫走向另一个泡沫。在近5年的时间里，美国房地产价格翻了一番。原本基于“居者有其屋”的美好愿望，民众在房贷机构和金融企业所谓金融创新产品的诱惑下反而被带到了悬崖边缘。

　　所有泡沫迟早都会破裂，而受到伤害的永远是那些普通百姓。在危机爆发两年之后，华尔街贪婪如昔，其付出的代价不过是财富的暂时性缩水，而疲弱的美国经济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才是美国民众之痛。美国贫困率如今已退回到1965年美国政府向贫困开战时的水平。

　　不幸的是，这一切早已被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所言中。就当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后，很多经济学家还没有弄清什么是经济周期时，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哈耶克，在1974年就很好地解释了经济周期理论，并找到了中央银行是经济盛衰循环的根源。

　　但对于美国来说，美联储充当了经济保护者的角色，也是经济周期发生的根源。美联储的主要功能是控制货币的发行，影响利率的上下波动。只有当利率能够随着供求关系自由上下浮动时，它才可以行使这种协调功能。如果美联储人为操纵利率，那它的功能就会失调。

　　事实上，我们通过后来发生的事不难看出，美联储有N多种方法可以操纵利率，使其按照自己的意愿上下浮动。假如美联储调低利率，以自由市场的观点来看，利率降低是由于大众储蓄行为增加，但是美联储人为将其调低的话，利率就不能真实地反映消费需求和经济状况。大众并没有增加储蓄，也没有意愿减少当前的消费需求。

　　人为调低利率误导了投资者，他们做出投资决定后显示出赢利的假象，因为正常状况下，可能是非赢利的结果。用这一观点来看整体经济状况就会发现，人们制订了不合理的投资计划，投资活动被扭曲了。

　　可见，美联储的廉价信用政策误导了企业，让他们认为现在是进行长期型投资的好时机。但是没有迹象表明大众想要延迟消费，也没有可供企业进行长期投资的空余资金。就算其中一些投资行为可以进行，由于大众的储蓄量相对较低，这样一来，当企业想要兑现长期投资时就会发现根本不可能。

　　但在《清算谎言经济学》作者托马斯·伍兹看来，中央银行人为调低利率会使经济在短期内呈现出繁荣的景象。股票会暴涨，房地产业也迅速成长，新的建筑物会如同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企业都在拓展业务，人们也在享受着高质量的生活。但是繁荣的景象就如同昙花一现，残酷的现实最终摆在人们面前。慢慢地人们会发现在些投资者根本无法继续，只能半途而废，而他们所利用的资源都会部分、甚至全部浪费掉。

　　笔者认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关注放大的信用周期的波浪效应，并将它作为大多数商业周期的首要原因。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断言，天然具有破坏效应和无效性的中央银行政策是大多数商业周期占主导地位的根源，因为它们倾向于“人为地”把利率降低很长时期，因而产生了过度的信用创造、投机性的“泡沫”和“人为地”低储蓄率。

　　根据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低利率倾向于刺激向银行体系的借贷。通过在部分储备银行体系中的货币创造过程，这一信用扩张引发了货币供给的扩张。这又反过来导向一种不可持续的“货币激增”，在此激增期间，“人为刺激的”借贷找到缩小的投资机会。

　　这一激增产生广泛传播的不正当投资，引发资本资源被不当配置到那些并不能吸引投资的地区。据权威专家的说法，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可以被看作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商业周期理论之可靠性的一个范例。

　　试想，如果能预料到今天的现状，决策者还会做出当初的决定吗？不知道在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之后，如今的美国是否会步入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日本后尘。勿庸置疑的是，前车之鉴或许值得其他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的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