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离伟大的公司还有多远？

　　——对话《公司的力量》

　　本报记者  唐蓓茗

　　如同空气，公司无处不在。它告诉人们如何挣钱、怎么花钱；引导人们吃什么、穿什么；甚至最私密的个人事务，恋爱、结婚，也逐渐由公司帮助打理……

　　但是，我们真的了解身边的公司吗？中央电视台最新推出的十集大型电视纪录片在历史和现实间构筑起一部公司史诗，帮助人们重新认识公司——这个熟悉的陌生人，解读“公司”的深意。

　　该片由曾取得重大社会反响的大型纪录片《大国崛起》、《复兴之路》总导演任学安率原班人马，历时两年、跨越八国、实地拍摄数十家公司、采访百余位中外学者创作完成，自8月23日开始在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连续十天进行首播后，反响强烈，为满足观众的需求，央视财经频道又于9月6日开始重播。

　　就在《公司的力量》热播之际，任学安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它这样跳入我的视线

　　记者(以下简称“记”)：怎么会想到拍《公司的力量》这部片子？

　　任学安(以下简称“任”)：五年前，正是《大国崛起》创作最关键的时期，我们试图用电视纪录片的方式探讨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在铺天盖地的史料中，有一个名词不断跳跃出来，进入我的视线：公司。

　　它与国家权力和世界争霸有关，它与财富增长和经济泡沫有关。工业革命离不开它，世界大战也少不了它。从蒸汽机到互联网，无数项发明的背后都是它。近代以来，世界的繁荣或是萧条，合作或是对抗，进步或是危机，公司都在其中扮演不可替代的角色。

　　这个几乎出现在每一次重要历史时刻的组织，让我着迷。更让我着迷的，是现实。公司就在身边，它是衣食住行的提供者，也是创业冲动和人生梦想的承载者，从物质到精神，我们都需要它。

　　在《大国崛起》之后，我和我的团队又创作完成了《复兴之路》、《中国故事》，这3个片子里恰恰都闪烁着公司的声音。这就是拍这部片子的一个渊源。

　　拍这部片子的第二个原因来自对现实的观察。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大家把目光对准了公司，公司似乎成为万恶之源。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公司到底是什么？它会将世界引向何方？中国公司离一个伟大的公司还有多远？中国离一个真正的大国还有多远？这一切，让我们无法不去认真探究这个与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息息相关的组织。

　　温斯顿·丘吉尔说，“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公司的力量》希望以史为鉴，在历史隧道中找到一丝光，指引中国公司前行之路。

　　第一部电视形态的公司史

　　记：公司无处不在，但是对于公司的思考和梳理似乎一直是缺位的。

　　任：在海外采访的时候，海外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中国电视媒体这样的行动表示赞赏。从某种角度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公司的力量》是全球范围内第一部电视形态的公司史。

　　这一次的考验超过《大国崛起》——那是在无边浩瀚的历史中提炼。关于公司，我们想要表达的主题涉及经济、管理、社会、历史等领域，完全没有现成的著述可供参考。

　　从创作伊始，我们的目标就十分明确：《公司的力量》不是一部回顾各大公司发展历史的纪录片，也不是一部介绍公司管理方法和营销策略的专题片。它是什么？它在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背景下，梳理近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公司”的起源、发展、演变、创新的历史脉络，探讨其与经济制度、思想文化、科技创造、社会生活乃至精神生活等诸多层面相互之间的推动和影响。其根本宗旨在于：以公司为载体来观察市场经济，思索国家发展进步的路径。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三十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实践近二十年，公司作为市场运行中的重要角色，是我们寻找经济社会发展动力的核心载体。了解各国公司走过的历程，无疑将有助于中国公司的健康、壮大，有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

　　一次大跨度的巡礼

　　记：这部片子横向和纵向跨度都很大。

　　任：我们对公司发展历程和生存样态作了一次大跨度巡礼。根据对公司制度、对国家发展以及对社会进步的影响，《公司的力量》一片共拍摄、记录了50多家各具特色的公司。从近代历史上的荷兰与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南海公司、密西西比公司、圣戈班公司，到活跃于现代市场的联合利华、菲亚特、欧莱雅、西门子、拜耳、阿迪达斯、宝马、杜邦、可口可乐、福特、通用汽车、IBM、英特尔、微软、苹果、松下、京瓷、丰田、本田、趋势科技、联想、阿里巴巴、吉利、比亚迪、深圳迈瑞等等。我们还从很多公司档案馆中获取到大量从未公开面世的内部影像资料。如西门子公司在二战后重建的历史影像；曾将通用汽车公司打造为世界最大工业企业的职业经理人艾尔弗雷德·斯隆的演讲资料；联合利华公司保存的19世纪历史影像；松下公司创业时期的影像资料；杜邦公司早期研发实验影像资料；IBM公司创始人沃森父子影像资料；IBM公司内部留存的高层会议和重要活动的影像资料等。同时，为表现公司与国家、社会以及个人的紧密关系，摄制组针对各国的公司注册机构、相关政府机构、城市商业活动等的拍摄，进行了特别的设计。

　　《公司的力量》也对公司命运和前途做了多层面、多角度剖析。我们遍访全球数十所高等学府、商学院和研究机构，包括哈佛、斯坦福、麻省理工、哥伦比亚、芝加哥、耶鲁、宾夕法尼亚大学、克莱蒙特大学德鲁克管理学院、牛津、剑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巴黎高等商学院、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柏林洪堡大学、德国企业史研究会、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东京大学、一桥大学、京都大学、早稻田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等。在片中，5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9位知名商学院院长，百余位来自经济、历史、政治、社会学、法学、管理学等不同领域的各国资深学者，围绕公司对现代世界、现代文明的影响等主题，提出了各自的不同理解和思考，他们的精彩阐述，交汇成一次全球顶级学者的智慧碰撞。

　　公司是伟大的发明

　　记：拍了这部片子，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任：公司是伟大的发明，是推动大国崛起和复兴之路的重要力量。

　　作为至今为止最有效的经济组织形式，公司的出现被称作是“人类的成就”，尤其是股份公司惊人的崛起和当前无可争辩的统治性地位，被公认为是现代历史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公司能扩展一个经济单位所能掌握和支配的资源、分散商业活动的高风险；公司凝聚了生命个体，让它变成强大于任何个人的经济动力；公司使得血缘、地缘联系之外的陌生人之间的合作成为可能；公司实现了人类经济生活的一个新篇章。

　　公司的力量有多强大？2009年时，公司为全球81%的人口解决工作机会，构成了全球经济力量的90%，制造了全球生产总值的94%。全球100大经济体中，51个是公司，49个是国家。

　　世界上有161个国家的财政收入比不上沃尔玛公司。全球最大的10个公司的销售总额，超过了世界上最小的100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

　　美国《福布斯》杂志评选出来的“2009年全球最有权力人物排行榜”，前10名中有5位出自公司，在财力、影响力和权力的综合考量后，他们的名字和国家首脑、宗教领袖及王室成员列在一起。

　　公司还是人类创新的先锋。1882年，爱迪生启动了美国第一座发电厂，人类从此摆脱了地球自转周期的影响。但是，并非每一项伟大的发明都能变成造福社会的产品。光明源自技术与资本合作创办的电力公司。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可拉斯·巴特勒直截了当地宣称：“有限责任公司是近代最伟大的发明。少了它，就是蒸汽机和电力的重要性也会降低。”

　　德国管理学家赫尔曼·西蒙说，很多的革新，比如汽车市场、计算机市场，再如我们遇到的新挑战——绿色科技、纳米科技、通讯科技等等，所有的这些挑战恐怕都得由公司最后攻克。

　　功过都来自同一个母体

　　记：对于“公司”，好像大家也有负面的看法？

　　任：自公司诞生之日起，关于它的种种指责就从未消失过。公司可以天翻地覆地改变世界，却难以摆脱与生俱来的困扰。正如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院长大卫·施密特雷恩所言：公司有点像一棵树的一部分，可以用来建造房屋或拿来打人。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公司曾经洗劫了美洲、非洲、亚洲；它将几百万人变成“商品”。从郁金香到房地产，从阿姆斯特丹到新阿姆斯特丹，从1637年到2008年，无数次的股市泡沫都没能阻止下一次的铤而走险。首相下野，总统入狱，高官落马，他们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金钱与权力的交易，如同一处无法根治的顽疾。当人被物化成机器时，公司却似乎比机器更冰冷，它苦恼的是自己 “只需要一双手，但却不得不雇用一个人”。2008年金融海啸对全球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而这次巨大的震荡就是发端于某些公司的不良运作。

　　自利的本能，道德的底线，公司从未摆脱过其间的矛盾纠结。出于对财富无限的追逐，公司拥有持续不断的创新的力量，这种力量有正向的也有负向的，根植于人性深处的贪婪并非公司之罪，却因公司而被无限地放大了。

　　当然，越是强大的力量，越是需要约束。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就告诉我们：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需要公司，而在于公司应该受到何种法律框架的约束。

　　公司需要不断进化完善

　　记：公司的归宿在哪里？

　　任：公司不该是权力的工具，而应是普通人展示智慧汇聚能量的舞台；公司不该是金钱的奴隶，而应是带动社会创新和进步的动能；公司不该是冰冷的机器，而应是以人为本的倡导者和受益者。

　　公司之所以具有生命力，根本之处在于它是一个“活的有机组织”，在外部压力和环境变化中，它可以不断进化和完善。当然，我们只是梳理历史、提出问题，回答问题并创造历史的任务，会由大大小小的中国公司去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