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

　　央行在这次危机中受到了许多新的思维方面的冲击。不同阶段央行关注的重点可能会有所转变，这次危机得出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即便回到平稳的宏观经济条件下，也需要保持谨慎，也需要在情况变化时，央行所关注的重点以及使用的工具能适时切换，作出应对。

　　首先是宏观审慎性政策框架，可以说是关于金融体系健康性的问题。个体健康的总和不见得等于整个宏观体系的健康，类似于体检，通常用一系列指标来衡量健康，但实际上有些指标本身定得不合适，从而掩盖病态。动态修改标准、提高标准是必要的。现在强调“宏观审慎性管理”的概念和框架。简化说，是从系统性稳定的角度出发，在保持微观健康前提下，还需要考虑宏观总体的系统性稳定和健康性。

　　第二，央行需关注和研究“在线修复”。过去在有关央行职能的研究中，对这类问题关注不够。这次金融危机提出很多疑问，比如“大而不能倒”问题；危机处理中的道德风险问题；救助及其后的成本分摊问题。医生总是告诫大家，不要等生了重病才去治，日常保养和修复是重要的，这就涉及处于中间状态时的金融稳定职能问题。

　　在线修复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但相应问题是，如果央行和财政部在线修复，涉及到究竟应开什么药?涉及到诊断问题。同时，还要关心自我修复能力如何?这又涉及到成本及回收问题，即治疗成本由谁承担、成本能不能回收。这次危机令我们思考，央行要注意在在线修复中的作用及由此产生的问题。

　　第三，央行是否需要给整个金融系统提供激励体系。比如，一国总储蓄太高或太低了，大家都觉得需调整，那央行有无责任?需不需要提供某种激励?又如放贷积极性，是不是需适当的政策激励?还是放任不管而只提供流动性就够了?

　　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商行的利差问题。一种做法是央行不管，只出一个政策性基准利率，其他让市场自然形成；另一种是央行对利差适当管理，调节银行业对实体经济服务的积极性。凭直觉央行可以再做一些工作。一是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例关系。二是央行如何创造更好的风险管理条件?三是中国还面临金融业对大中小企业、对城乡的服务差别问题。对这些，央行的政策体系是否应适当提供相应的激励机制来予以解决?

　　最后一个老问题，就是央行的政策目标问题。过去多目标制和单一目标制分歧其实并不很大，但通过危机我们发现，确实有一些阶段、目标无法同时实现，有时目标间可能是冲突的。央行究竟如何应对?我觉得需要更深入研究，去体会央行可能在不同阶段以不同权重去考虑多目标，同时随着经济条件变化去改变权重，或进行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