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徐伟朱菲娜

　　目前，国际金融业正从危机中复苏，与此同时，对全球金融体系的有效性和协调性的怀疑也在蔓延。我们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金融体系？如何实现债务再平衡？金融危机还会再次发生吗？在9月9日举行的牛津中国财经论坛上，来自中英两国的金融界专家就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在后金融危机时代，重构新的金融体系或改革已有的金融体系势在必行。

　　反思

　　在2003年、2004年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已经有经济学家在谈论危机可能发生的危险，但是大部分人拒绝承认它可能成为现实，以至于2007年危机真的来了，人们才发现全球金融体系如此脆弱。

　　现在国际上又在讨论如何进行金融体系的改革，在谈论新的金融体系如何构建之前，首先要弄清楚今天全球金融市场究竟是什么景象。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余永定认为，当前金融市场处于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规则掌控之下。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国家出现经常项目逆差后也没有什么机制强迫其改变这种情况。“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在解决经常项目调整方面，应该说不是特别成功的”。他建议对这个体系进行改革，否则未来情况不容乐观。“如果说在上世纪90年代还勉强可以维持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由于这种经常项目的不平衡没有得到及时、平稳的调整，不平衡的情况现在越来越严重了。”

　　转轨经济学家、欧洲复兴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师和行长特别顾问埃里克·伯格洛夫认为，目前的国际金融体系还是有效率的，并不需要推倒重来，只需对其进行必要的改进。他说，今天的这场危机称之为大衰退更为合适。与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相比，西方经济只是经历了一个下滑的过程。

　　伯格洛夫认为，尽管危机初期带来的冲击比大萧条时期还要严重，但时间并不长，在中途的时候就得到了市场的干预。“大的金融机构、母公司对下面子公司的支持，还有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合作都使得这次大衰退的严重性大大降低。”

　　“受影响最严重的一些国家实际上是金融一体化程度比较低的国家。”伯格洛夫认为，新兴经济体则是这次危机中的幸运儿。之前的几次危机，新兴市场受到的影响更大，而这次的金融危机，新兴市场受到的冲击没有那么大。这说明在这次危机的初期，新兴市场更具有弹性。

　　面对全球债务不平衡的局面，余永定认为这种状况比较危险，不可能长期存在，他说，“一个国家不可能长期保持经常项目的逆差或者经常项目的顺差。凯恩斯曾经说过，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问题如果处理得不好，可能会导致战争，甚至导致革命。”余永定认为，国际收支不平衡不可持续，这样一种不平衡迟早要得到纠正，至于纠正的方式，如果不是平稳的、迅速的，那就可能是十分惨烈的。如果继续拖延若干年后情况还没有根本性的变化，那么，这种惨烈情况就难以避免。为此，国际社会必须通力合作，尽快做到再平衡。

　　英国高伟绅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斯图亚特·波谱汉姆认为，正为因为缺少监管才导致了这样一场危机。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当务之急是加强各国在金融监管方面的全球合作。

　　分析

　　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成了唯一的储备货币。美元的地位，使美国具有了无限进口、无限积累债务的能力。上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不断积累，现在美国的境外债务高达3．5万亿美元以上。

　　“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安排，使得经常项目不平衡的存在和发展成为了可能。”余永定分析，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存在的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造成这么大的国际收支不平衡，而且这么大的国际收支不平衡这么长的时间内得不到解决，主要原因是属于制度安排的问题。

　　余永定认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新体系的设计者预期通过汇率自由的浮动形成一种非常强的机制，使得贸易逆差国要想尽办法赶紧纠正贸易逆差，而贸易顺差国也会相应的采取措施纠正贸易顺差。但这样一种预想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

　　事实上，由于资本的自由流动，虽然美国有经常项目逆差，但是资本还是自动流入，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由于美国贸易逆差所造成的美元贬值的压力。最近由于美国国债的地位，美元不但没有贬值反而升值。对此，余永定认为，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汇率调整的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失效的。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国际收支不平衡暂时并不在国际金融界首要议事日程上，因为现在欧洲出现了主权债务危机，美国政府财政赤字也非常严重，所以，一段时间内人们对于不平衡的关注不太强烈，余永定认为，这个问题迟早我们要面对它。“如果我们不能对这种问题进行及时纠正，当前全球公共债务危机有可能演变为美元危机。90％的‘债务对ＧＤＰ的占比’是一个门槛，一旦超过了这个门槛，就有可能发生很严重的经济危机。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谁为美国财政赤字买单？”

　　建议

　　这次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以及它对金融一体化的影响现在还不确定。伯格洛夫认为，首先，危机改变了以一些主导国为主导的模式。现在虽然很少有国家愿意把监督或者监管的主权交出去，还是希望掌握在自己手中，但金融危机的发生将促使这种局面的改变。其次，虽然发达经济体在这次的危机当中受到了一些冲击，一些金融机构受到国家的接管，但是国有的这些股份今后还是会还给私人投资者的。另外，近期内对金融监管改革的一些影响逐步放大，对本国金融机构的监管将来要让位于一些超国界的监管。最后，从全球资本的平衡来说，新兴国家的资本势力可能今后逐渐占上风。

　　斯图亚特·波谱汉姆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最大的一个教训就是各国的监管机构之间需要协调合作，从而把风险分散化。“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经济，没有办法把一个银行分割成一个个国家这种实体，只让它在一个国家开展业务。”全球化的金融体系需要全球合作的，除此之外，还需要制定国际协议确保强大的机构和弱势的机构都在同样的规则监管之下。

　　实际上在危机爆发之前，欧盟就已经推出了43部监管银行市场的法规，而问题是这些法规的效果如何。波谱汉姆认为，“未来我们需要更好的法规，而不是更多的法规。”

　　“金融一体性可能也是激发这次大衰退的原因之一，但并不是说金融一体化不是方向。相反如果有了金融一体化的话，可以更好的减轻金融危机的影响，然后随着不断的加深，可能会把体系做得更加复杂、更加有抵御性。“我们认为金融一体化应该是一件好事，但是未来怎样来有效管理这样深度的一体化，现在仍存在一定的问题。” 伯格洛夫说。

　　在当前金融市场上存在债务不平衡、而金融监管尚未成形的情况下，如果有朝一日，人们购买美国国债的时候，所要求的风险贴水会大幅度增加？如果公共债务危机演变为美元危机，美国将如何处理这个问题？面对未来可能的情势，专家们认为会有各种各样的选择。余永定认为最理想、最好的选择就是美国继续恢复过去的技术创新、技术革命的能力，这样一种能力的恢复既能刺激需求，又能够保证有效供给，“这是最好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