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福勇专栏

　　9月7日，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二届世界投资论坛开幕式暨全球投资峰会上，中国又多了一个“炫丽”的光环。

　　贸发会当日发布报告称，根据各国投资促进机构的反馈答卷，中国位居美国之后，是2010年—2012年全球第二大最具潜力的对外投资国，超过德国、英国、法国。

　　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到今天成为“超英赶美”的2010年—2012年全球第二大最具潜力的对外投资国，中国以走向全球投资的姿态吸引着世界的目光。

　　从吸引国外投资到走出去对外投资，中国经历着许多国家在经济飞速发展时期类似的情境，在这一点上，日本是中国一个很好的参照国。

　　因此，在带上这顶“炫丽”光环的时候，中国更应从日本当初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对外投资之路，而非盲目自信的跨出国门。

　　当前的中国有些类似于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日本，经济快速增长、外汇储备直线上升、海外生产和海外资产大幅增加、本国的经济处在结构性调整和升级的时期、外汇政策也逐步放松。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上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通过对外投资和适度放宽资本管制，将资源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高能耗、高物耗产业渐次外移，从而成功实现了国内产业结构升级与降低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在这方面，中国已经在前二十年的承接海外高能耗、高物耗产业方面付出了沉重的环境成本。上世纪80年代后，由于日元急剧升值等因素影响，日本从商品输出转变为资本输出，开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对外投资大国。仅从1981年到1990年的十年间，日本对外投资就达到2742亿美元，海外并购成为主要投资形式。

　　反观今日中国，在这一轮全球金融危机过程中，海外并购同样是最主要的投资形式，无论是在海外投资建厂诸如海尔，还是参股海外金融机构或能源企业、矿业巨头等。其中有不少成功的案例，但在这一时期，失败的案例也历历可数，包括中国平安的重大投资失误以及中投投资黑石的不合时机等。

　　值得留心的是，日本当年在海外投资时，手中有着自己的“王牌”，即自己的技术和品牌。而中国当前面临的却是为了获得全球知名的品牌和先进的技术而不得不付出沉重的资本代价。可喜的是，已经有迹象表明这种现状正在改变，比如中国的高铁企业与高铁技术，已经开始输出中国的高铁技术与品牌。但更多的时候，中国输出的多数仍是低端产品，而非技术与品牌。在未来的中国海外投资中，中国究竟是选择先“立名”还是先“出海”，或许仍要根据不同产业、行业的特点来决定。

　　与日本当年一样的是，中国对外投资的冲动与实力来源于数十年的经常性贸易顺差及外汇储备的不断增长。另一方面，中国与日本当年一样，承受着本币不断升值的压力。这使得在进行海外投资时既有好处也有不利。一方面升值使购买力增强，另一方面升值使竞争力降低。

　　日本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之后就逐步走向全球投资之路，而中国的全球投资之路才刚开始，虽然在数量上上升极快，但中国自身如何在新一轮全球投资后成功实现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同时在投资扩张中真正既掌握技术又拥有品牌，未来这条路上，中国或许还要吸取日本的经验与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