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李雨谦

　　“作为银行业者来说，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未来利率市场化肯定要不断推进，但是现在还难以做到将贷款利率完全放开，让银行间彻底竞争，因为这并不是微观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宏观的问题，一旦这样做带来的负面效应将会更大。”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就中国银行业发展中面临的一些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保持金融体系稳健性

　　郭田勇认为，中国银行体系的现状还承受不了利率完全市场化这么大的波动。在金融危机之后，监管当局应该做大量的工作，首先保持金融体系宏观上的稳健性。目前，世界主要经济体都一直围绕着如何能够使自身金融体系变得更加健康而做出改变。

　　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正尝试着在金融监管领域施行大变革，包括刚刚通过的金融监督管理法，这赋予美联储更大监管权力，以使其起到监管协调的功能；同时更加重视对消费者消费金融的保护，以及对金融机构包括银行业务的限制和规定。

　　对于中国来说，针对金融体系总体稳健性也进行了针对性调整。郭田勇表示，2009年以来，中国银行信贷高度增长形成了三大风险因素，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贷款以及产能过剩行业贷款，针对这些风险较大的领域监管当局出台了若干政策，包括对地方融资平台前期存在的问题开始进行排查，包括房地产单独性、差别性的信贷政策，“这一切都是为了保证金融体系更加稳健。”

　　资本充足率多高合适？

　　此外，银行资本充足率的上调也是控制风险的有效手段。“金融危机以后，从银监会的导向来看，监管当局一直主张把银行资本充足率不断往上调整，现在是向着12%调，而一开始是8%，金融危机以后提到了10%，现在小银行为10%大银行为11%，其实它有个目标点，至少要到12%。”他说。

　　不过中国银行机构的资本充足率究竟多高合理？郭田勇认为，巴塞尔协议上标定是8%，这也无非是根据以前的历史经验，专家得出的经验性结论，并不是唯一的最佳值，而且按照每个国家银行业经营的实际状况来看，中国的商业银行与欧美国家商业银行相比的确还是有差异。“监管机构如果说要致力于把资本水平做得更实，做得更高，我想从稳健的角度来看还是有益处的。”

　　他认为，通过此次金融危机，监管当局更要重视金融监管的逆周期性，在经济偏热的时候要把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提到比较高的水平，形成缓冲；在经济偏冷的时候，银行不愿意放贷的时候再进行资本释放。

　　不要紧盯在收费上

　　同时，郭田勇强调金融业未来应该要变得更加专业化。因为目前国内银行业金融机构总量虽然增长非常快，银行业总资产已有80多万亿元，但是在金融服务领域有一些或者有很多薄弱环节依然需要加强监管。比如对于中小企业融资、针对农户的小额贷款以及银行的中间业务上，银行的服务能力和专业化水平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对于近期热议的银行项目收费问题，郭田勇表示，金融机构中间业务发展未来将会变得更加重要，机构应该在观念上有所更新，不能把发展中间业务的重心仅仅盯在收费上。由于中间业务的总量是由种类数量和价格两个因素共同作用，所以发展中间业务应该通过创新金融服务工具和服务内容来扩大税基，增加业务总量，依靠此来提高收入，而不是说在没有创新产品的情况下，仅仅是依靠提高价格，这样就有“拔苗助长”的嫌疑。

　　他说，“在收费的问题上中间业务是应该收费的，但是要把握中国的基本国情，同时要在善待客户的基础上把创新服务，给客户提供更好服务放在第一位，应该把收费作为金融服务所带来的伴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