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赵海娟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世界金融体系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在反思这场危机的同时，出席首届牛津中国财经论坛的专家们通过对金融系统模型、金融系统监管以及金融市场理性假设等方面对创新金融学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英格兰银行金融稳定执行理事安德鲁·霍尔丹认为，耐心在金融决策以及金融体系体系形成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正因为耐心这个因素，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虽然金融创新还有金融开放这些被认为是好的东西，但它自身并不能保证最后一定是一个好的结局。

　　他说，耐心将市场投资者分为长期和短期两类。短期投资者，会通过追逐趋势的投资行为让价格偏离正常水平，短期来说，可能会有好的业绩，但市场是非理性的；而作为长期的投资者，很可能因为短期投资者带来的隐性税务或债务问题，而在短期阶段就破产了。也就是说那些具有远见的人反而被排挤出去。我们现在对投资经理业绩的衡量期越来越短，会导致市场不理性作用的放大，也就是说坏的投机会把这些好的投资挤出去。因此，我们需要考虑是不是要对金融市场短期的变革性行为采取一些措施，从而刺激延长投资人持有的期限。而不断建立和完善一些预先承诺的机制，如养老金、信托基金或者是社会保障体系，这样可以部分抵消、抵制这种不耐心的基因，让人们做更多的精细投资，而不是每天去做高流动性、投机性的事。

　　在金融系统监管方面，牛津大学詹姆斯·马丁21世纪学院的院长伊恩·戈尔丁强调，现在关键问题不是监管太多或者太少，而是在于什么样的监管最合适。我们必须保证监管是与时俱进的，要不然监管就要成为鲁莽的警察，把所有的东西一视同仁，要不然禁止，要不然全部放弃。

　　他认为，国家层面的监管在全球也许并不是行之有效的，我们需要一个全球性累积的架构，这样可以把不同机构累积的风险头寸进行有效的处理。此外，他还强调，一个单一的产品或者是创新，可能在个人层面来看是一个好东西，但是在集体层面，被大范围应用的话，也可能会带来系统性的风险。

　　牛津大学野村数理金融讲席教授周迅宇则通过采用参考点来量化人类的贪婪对金融体系的影响。他认为，如果贪婪不受到控制，那么杠杆率与潜在的损失率都将无限上升。行为学理论对整个金融体系影响很大。但或许可以通过制定法规，来间接控制人类的一些本能，比如贪婪，这样可以减少杠杆率或者潜在的损失。对于金融监管来说，这一点很重要。

　　此外，他还根据这个理论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些建议。他认为，在现阶段，中国依赖于出口的经济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要鼓励扩大内需。而扩大内需，就需要建立一张基本安全网，包括医疗、教育、住房以及养老等方面。这不仅能扩大国内消费，对社会和经济的稳定也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