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子产

　　文/李炜光

　　你听，街上骂起来了！

　　公元前538年，郑国出大事了。

　　国都新郑，大夫子宽急匆匆来到执政（相国）子产的官邸。告诉他，现在大街上人们都在骂你呢，你听：“子产这家伙，他老爹应该死在马路上，他自己专门害人，像蝎子的尾巴！”“让这样的人来执政，郑国还有什么前途可言？”子宽问，执政大人打算怎么办呢？

　　子产听了没动声色，缓缓说道：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呗。原则问题我不会让步，叫我改弦更张万万不能。只要是对国家有利的事，我子产都会坚持到底。执政官说得兴起，一句流传后世的名言脱口而出：“苟利社稷，死生以之！”

　　子宽却不以为然，直言道：“我看没那么简单吧。这样下去，你们国氏（子产家族）怕是真要亡了。作为一个君子，应该在政治廉洁的基础上制定政令，就是这样，如果出现不佳的结果，也难免被认为是贪财，而现在你却直接以贪财的动机来制定政令，后果又将如何呢？制定政令不以法度为依据，只凭自己的意志来决定，你可以凭借权力做到，可是百姓从来都是各有各的想法——他们能遵从你的政令么？”

　　子产听了没再说什么，保持沉默。至少史书写到这便没有下文了。

　　这一年，是子产“作丘赋”的第一年，事件就是因这次改革而引发的。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改革？为什么会招来那么多人的反对？大夫子宽为何如此不顾情面当面数落子产？这场喊杀叫打的闹剧后来是怎么收场的？《左传》记载了这个著名的历史事件。

　　郑国地盘不大，形势却异常复杂。子产早就有过精辟分析：“国小而逼，族大宠多。”地理上，郑国夹在晋楚两大国之间，如处幽谷，南北受敌，属于受气包型的小国。国内政局也颇为不妙，郑穆公N个儿子，个个都是郑国的大佬，其中先后上台执政的就有7个，相互之间打得昏天黑地。在公元前554年子产执政前的23年中，郑国就发生过5次大的宫廷政变。

　　子产亲身经历或亲手处理过郑国的许多政治事件，他明白，如不经历一场彻底的制度革新，内忧外困的郑国万难应付危局。形势逼人，他执政后即大力推行了一连串的政治、经济改革，项项与郑国的发展前途密切相关。可是改革刚刚起步就很较劲，由于大大地得罪了既得利益集团，政策实施遇到强大阻力，有人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大街上恶毒咒骂相国，甚至声言要买子产的项上人头。

　　此刻，就连一向颇为自信的子产都不得不回过头来，细细地审视一番这场自己主持的改革。

　　承认土地私有，推行市场化改革

　　公元前543年，即子产执政的当年，就大力推行“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恤”的政策。所谓“都鄙有章”，就是以城乡有别的制度分而治之；“上下有服”，就是贵族与百姓各守其界，不可妄为；“田有封恤”，是说私人田地各有疆界，修建给排水设施以利耕作。这些措施并非是对西周礼乐等级制的恢复，而是在“礼崩乐坏”的情况下，对社会秩序的重新确定，子产走的是依法度治国的路。

　　公元前538年，子产领导郑国实施了著名的“作丘赋”改革，就是按丘收取军赋的制度，除了井田上的部分收获归国家所有外，私人土地也要征收军赋。春秋时期，由于一些贵族“占田过度”，原来的“公田共耕”的井田制已衰落，私有土地随之出现，从而“贡助彻”之类的赋税制度也就实行不下去了，一些诸侯国被迫在田制、赋税等方面陆续进行改革。如齐国的“相地而衰征”、鲁国的“初税亩”、楚国的“量入修赋”等，其基本特点是不分公田、私田，一律“履亩而税”，因而在客观上带有承认私有土地合法性的含义。

　　郑国的“作丘赋”稍晚于其他诸侯国的改革，但在精神上却是一致的。一方面，子产注意不过分冲击激怒旧贵族，另一方面，对新涌现出来的私田采取比较宽和的政策，使“庐井有伍”，即把土地连同土地上的居民以“伍”的形式编制起来，允许其正常生产，对其征收赋税。从法理上说，对某事征税，该事也就在客观上拥有了准合法地位。此外，改革还有效扩大了军赋的课征量，增加了国家的财政实力，小小的郑国很快拥有了七百乘以上的战车。而从当时土地私有者对新法的态度来看，丘赋的征收量似乎并不很苛重，这应该是经济发展、税源丰裕的结果。

　　郑国素来以商立国闻名于世。《左传?昭公十六年》载，子产下令，不许贵族依仗权势强买强卖商人的货物，随意干涉百姓的经商活动，从而给民营商业的发展开了绿灯。他还一反西周以来由官府监督商品价格的做法，坚持实行“市不豫贾”的政策。子产认为，在市场流通中，商品价格的贵贱，不应由政府作预先的规定，而应随行就市，依市场供求关系和商品的价值由买卖双方自由拟定。这种尊重价值规律、主张商业自由的观点，就是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也极有进步价值。由于有政府做“后戳儿”，郑国的富贾巨商经常在各诸侯国间从事经商活动，《韩非子》里讲述的那些有趣的故事，如“郑人买履”、“买椟还珠”等，都发生在郑国的大街上。

　　终结秘密法时代，首创依法治国

　　春秋时期，社会发展的新兴力量反对旧贵族垄断权力，主张公开有关法律，以维护经商自由、私人财产权利。子产顺应潮流，于公元前536年将修订后的成文法公诸于世，这就是著名的“铸刑鼎”事件。《左传?昭公六年》载：“三月，郑人铸《刑书》。”杜预《注》此为：“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颁布成文法典，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根据“周礼”，贵族在法律上享有特权：“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刑律条文具有私密性，不能随意扩散。因为西周及其以前的社会没有成文法，也不需要成文法。统治阶级的意志就是法。而子产铸刑书后，法与非法的界限清晰可见，国家定刑量罪有了公开的、统一的标准，法律便真正成为调整人们行为的社会规范。所有这些都是与“周礼”相抵触的。由于普通百姓跟贵族享受了同等的权利，旧贵族的一项重要特权从此便被取消了。

　　子产的法制新政遭到了晋国上大夫叔向的非难:“民之有辟，则不忌于上”，“终子之世，郑其败乎。”子产在回信中说：“吾以救世也！”明确表示拒绝接受这种居高临下的“指教”。子产之所以强调铸《刑书》的“救世”作用，是因为改革是一个整体，田制、税制、护商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引发出诸多社会矛盾，需要新法提供保护，所以《刑书》绝非一般的刑法，还具有维护和巩固子产新政的价值。

　　《左传?昭公十六年》载，当年郑国大旱，屠击等三大夫奉命祭祀桑山，却伐光山上所有的树木以祈雨。子产闻讯非常愤怒，认为祭山本为涵养林木，三大夫滥伐山林是有罪的，遂下令夺其采邑，把三个家伙的饭碗给端了。

　　改革触动了既得利益者，也招致许多不理解新法的人反对。国内的反对派很嚣张，几乎指着国家执政官的鼻子跳脚骂，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子宽大概代表的是旧体制下“国人”和贵族权势者的利益，维护的是已逐渐衰落的原始民主传统。子宽推崇民主本无错，只是缺少“与时俱进”的新思维，要的只是一部分人的民主，而非更多人的民主。他说子产专制，属于乱打棍子，子产有口难辩，只得不辩，保持沉默，拿出政绩给子宽看。

　　广开言路，不毁乡校

　　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乡校，是休闲聚会的公共场所，人们常在这里议论国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郑国大夫然明以乡校“谤国政”为由，主张毁“乡校”。子产说，为什么要毁掉呢？让大家在乡校里自由地议论朝政得失是好事啊。乡校是“吾师也”，“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子产的看法是，禁止乡校活动很容易，但这样做必然伤害很多人，就像江河决堤后的结果，无法挽救。那么，就不如开口导流，把人们的批评当作治病的良药，“若之何毁之?”然明听后心服口服。

　　一个国家能否实现善治，最重要的是政治清明，广开言路。子产以宽广的胸怀接纳社会舆论监督，不干涉民众对朝政的批评。人们从改革的实效中体会到改革的好处。至此，大夫子宽怕是早就服了，因为这以后，无论哪种文献都没有记载他对子产有过其他批评言论。社会上，无论权贵还是百姓，大家对子产的看法也从怀疑、指责，转向了信任和称颂。

　　史载，子产执政第一年，坊间传言曰：“取我衣冠而褚（贮）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但仅仅过了三年，人们的态度就改变了。社会上流传的已经是“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1600多年后，当唐代文学家韩愈读到这段往事，心潮难平，特撰四言古体诗《子产不毁乡校颂》，曰:“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韩先生还表达了遗憾之意：可惜子产生不逢时，他的民主只能用在一个小国里，如果推广到天下，那该多好啊！

　　《论语?公冶长》中记载了孔子对子产的高度赞誉:“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认为子产的身上体现着一种难得的古圣贤之遗风。这称颂出自于一个对“废周礼”之事持强烈否定态度的孔老夫子之口，实在是件稀罕事。《史记?郑世家》载:“孔子尝过郑，与子产如兄弟云。及闻子产死，孔子为泣，曰：古之遗爱也！”——他表现出的伟大仁爱精神，是古代贤明博爱的遗风啊！

　　重要的是，百姓也真情歌颂这位相国。据元人撰《贾氏说林》载：“子产死，家无余财，子不能葬，国人哀亡。丈夫舍玞佩，妇人舍珠玉以赙之，金银珍宝不可胜计。其子不受，自负土葬于邢山”；“丁壮号哭，老人儿啼，日‘子产去我死乎！民将安归？’”（《韩诗外传》）

　　黄河南岸的新郑市，那里还保留着一座“郑韩故城”，残存有20公里长的古城墙，虽已化为座座黄土高坡，但仍萦绕着强烈的历史感。这里就是子产当年大显身手的地方。新郑市西南17公里处有个陉山村，偏僻的荒野中有一座孤坟，那就是子产墓。

　　（作者为天津财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