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静

　　马连鹏　　知青、军人、工人、学者，雷颐的人生轨迹与许多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学人相似，个人命运随时代变迁不断地起承转合，使得他们这一代学者对当下中国社会有更深刻的体察和更自觉的关注。《历史：何以至此》是雷颐近年来在历史和现实间穿梭而行的一些感悟，但又不是简单的对现实的影射，在看似破碎的历史镜像背后，是对中国现代社会转型困境的持续追问。

　　《中国经营报》：在你的书中我们看到，政府对私有商业的警惕由来已久，比如清末国进民退的运动几乎贯穿了经济改革的始终。从历史来看，政府对私人资本的控制思路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雷颐：士农工商，商为末，这是中国历史上统治者的传统思维。其基本点就是个人不能太富有，只能朝廷富、政府富。政府总是在担心私人富到一定程度就会威胁朝廷的统治。到了清末，政府除了对富商心存戒心，对类似现代企业这种新式的东西更是心存恐惧。比如当时全聚德、同仁堂等传统商业企业以及票号都可以存在，但政府对利用西方机器开办的新式企业却很抵制。为了突破这个禁忌，李鸿章采取了“遇到红灯绕着走”的办法，开始是以国家的名义开办企业，采取官督商办的形式给企业戴上红帽子，从民间筹集资金。但这就使得企业先天染上了产权不清的弊病。政府认为，此类企业有政府的股本，有政府优惠政策的支持，甚至享受某种垄断经营，政府当然可以收回。最初，李鸿章比较照顾商人的利益，后来主张“强政府”的袁世凯上台后，就主张把官督商办企业收归国有，造成经济政策大幅摇摆。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传统中国政府缺乏对私人产权的尊重。

　　《中国经营报》：说到“强政府”，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依靠政府推动。现在，很多人也寄希望一个强势政府来继续推动改革。你怎么看？

　　 雷颐：首先要看怎么理解“强政府”。我认为，“强政府”应该是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发挥作用，也许看起来它很小，但其效率很高。有的政府看起来很大，包办一切，但效率很低，最终什么也管不好，那它其实是个弱政府。我们应该改革的方向显然是小政府基础上的强政府。

　　但清末改革的动荡并不是强政府和弱政府之间的变换造成的。根本原因在于清末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经济制度，其结果必然是人治。赞成商办的官员上台，政策就是“商办”导向，主张国有的官员主政，政策就又转向政府强势介入的“国进”。而在这种政策变换的背后，更有“屁股决定脑袋”的利益之争。例如，袁世凯想把“北洋”官督商办的企业收归国有，是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

　　《中国经营报》：你的著作中用很大篇幅叙述了容闳这样一个几乎全程参与了中国近代各种社会运动的典型人物，中国改革是不是也需要像容闳这样可以超越现实利益争夺、政治派别斗争的带理想主义色彩的改革者？

　　 雷颐：是的。说到容闳，人们首先想到，他是中国近代“留学之父”和“新式教育”的催生者。其实，这远远不能概括他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中的意义。虽然，从名气上来看，他不能跟李鸿章、康有为、袁世凯、孙中山等叱咤风云的人物相比，但他却是唯一一个全程参与了中国近代史的人物。从投身太平天国到参与洋务运动，从积极谋划“维新”到后来投身“革命”，容闳的人生轨迹，恰好就是中国近代社会层层递进的过程。当多数人或因利益的牵绊、或受政治派别的限制、或沉浸在自己的过去思维中不愿意转换轨道之时，容闳总能敏锐把握历史的潮流和动向，与时俱进。他一直在找寻能实现自己理想的政治力量，一旦发现这种政治力量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他便毅然转身离去。这种超越性和独立性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本质特征。所以，他就是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产生也是以他为标志的。

　　《中国经营报》：在着墨不多的国外近代人和事的叙述中，你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即列宁非常讨厌风景宜人的瑞士，因为在那个地方，革命导师甚至无法让一个小小的工人组织“革命化”，激进主义在那里无法生长。这对当下的中国社会有哪些启发？

　　雷颐：这篇文章其实是在提醒我们社会潜藏的激进主义风险。其实，无论哪个时代、哪个国家都存在激进者，但在一个良好的政治体制面前，激进主义就像一个蚊子在大象前面嗡嗡似的，根本无法撼动大象。所以，只要社会制度良好，并具有自我纾解矛盾的能力，那么百姓自然安居乐业，激进主义就只能是少数几个人，在一个角落里抱团取暖，发发牢骚而已，成不了一个大多数跟随的运动。梁启超曾言：“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激进主义之所以能成事，主要是政府不主动改革，致使社会矛盾越积越多之后的总爆发。所以，要规避激进主义的风险，除了对激进主义的批评之外，更重要的是政府必须正视现实、审时度势，主动进行制度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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