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商灏 北京报道

　　 最近国内很多地方兴起一股为完成节能减排任务而强制性拉闸限电的风潮，尽管发改委并未否定各地强制性限产、限电的做法，但人们看到，主要针对钢铁、水泥等“两高”大户的非常措施已对市场产生影响，一些相关产品价格开始大涨。舆论普遍担忧如此产业结构调整，除了导致下半年GDP增速受到影响，实质的意义究竟有多大？

　　 从依法维护国民利益的角度来看，中国正在建设现代社会和法治国家，强制性拉闸限电风潮，固然是今年节能减排任务艰巨所致，但其行为究竟是否合法？是否侵害了人们的正当用电权益，也直接损害了电力企业的法定供电权责？而从行政效率与公共治理生态的角度观察，其能否真正节能降耗，是否又一种无形的高能耗行为，是不是缺乏基本的行政智慧和能力的表现，甚至是否对国家法治秩序造成危害等，种种社会疑虑开始出现。

　　 9月7日，《华夏时报》记者特别专访了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领域知名学者、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副主任张占斌，请他发表看法。

　　应避免好心办成坏事

　　 《华夏时报》：目前舆论认为，一些地方打着“节能降耗”旗号，以行政命令方式粗暴拉闸限电，涉嫌违背《电力法》的相关明确规定。不仅严重侵害了人们的合法用电权益，也直接损害了电力企业的法定供电权责，您同意这个观点吗？

　　 张占斌：建设生态文明、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要资源和能源的节约。因此，节能降耗对我国在现阶段具有特殊的意义。国家十一五规划对节能减排的确有严格要求，每年也都有具体的定量化节能指标要求，并落实到地方省市甚至企业。从国家长远发展和政府管理的角度来讲，加大力度节能降耗，大方向上完全正确。

　　 政府在提供好的公共产品的同时，更重要的是为民众提供好的公共环境，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经济发展了，环境却被严重污染，甚至食品、水等也被污染了，那肯定不行。最近几年出现的许多相关问题，已引起民众和政府的高度警觉。

　　 目前节能减排已在世界各国成为趋势，是举世关注的大问题，而且各国之间常为之发生激烈争执。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面对节能减排方面的巨大国际压力和国内民众要求提高生活环境质量的强烈呼声，政府肯定必须作出适当表示，必须在相关工作上有所进展。

　　 你提到一些地方为了“节能降耗”，以行政命令方式粗暴拉闸限电，我想这可能是个别地方政府执行中央决定的一种简单化行为，也可能是某些地方不得已采取的办法。还需要再看看，才能够适当评价。

　　 《华夏时报》：即使政府有权强制拉闸限电，这是否能真正节能降耗？

　　 张占斌：现在中央政府要求节能减排，而有些地方政府却要求加快生产，这中间有利益博弈和利益矛盾。有些地方的某些产能，就该省或该县而言，可能并不过剩，但就全国来看，却是过剩的。所以国家有时需要采取强制措施来解决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渐进过程，欲速则不达。但渐进过程到底有多长，显然我们谁都难以说清。因此，有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教条的生硬的拉闸限电行为。而有些企业为了自身利益，就可能想出各种办法通过别的途径维持生产，从而可能产生更高能耗或污染。所以，尽管节能减排属于国家大战略措施、世界大趋势，肯定是政府坚定不移的方向，但具体操作上，应做细化的分类的研究，也需要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由于这两年外界压力大了，相关行政执行力度也就空前加大起来。以前可能压力不很大，常常是上面来检查，下面做假样。这种文化不利于我们做好节能减排工作。

　　 节能减排基本方向不能动摇。企业固然有企业的困难，但国家到一定时候，必须提高要求和标准，就需要企业到时候转变观念和行为，有些地方政府平时相关工作没有做好，关键时候急于做好，效果必然有限，甚至会埋怨中央政府。所以，各级地方政府在维护中央政府行政权威性上，应该做表率。

　　 在处理问题的方式上，可以采用属于政府调控权限范围之内的多种做法、多种手段来解决问题，比如提高不同时段用电价格等，需要做好细致的工作，并早些与相关企业打招呼，以避免好心办成坏事，也可避免人们对中央政府政策产生质疑：昨天还鼓励发展生产，今天又鼓励压低产能，明天又鼓励把工厂关了——这种无所适从的印象或舆论本可避免产生。

　　须有更多创新思维和方法

　　 《华夏时报》：从公共治理生态和行政效能的角度看，人们是否有理由担忧政绩指标考核催生下的拉闸限电式行政，却反而是一种无形的高能耗行为，长远来看，也是对国家法治秩序的危害？

　　 张占斌：由于长期习惯于用计划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管理，如果在节能减排上也采用行政性强制性拉闸限电，千篇一律、不加区分地按照统一的办法进行，也会存在一些问题。

　　 如何做好节能减排工作？肯定有比现在更好的方式，更好的办法。需要有关部门多想一想，有更多创新思维和创新方法。另外，地方部门也不应等到上级有要求才开始忙乱起来，而是很早就应开始琢磨这件事情，如果一开始就有一些小小的制度创新，或许就能逐步把事情做得好一些。政府更需要在节能减排方面加强科技创新投入，而不是采用拉闸限电这种过于简单的办法。

　　 《华夏时报》：在您看来，利国利民的节能减排，需要怎样的科学决策，才能避免对民众和企业利益造成损害？

　　 张占斌：节能减排应在中国经济转型这个大的发展方向之下，来统一考虑。首先，应当有些好的规划。从规划上来说，特别是产业发展上，哪些产能要淘汰要限制，需要提前制定出判定和限定标准，各地则须按其严格执行，逐步地负责任地做好这项工作。

　　 从政策上来说，政府要求一些产能退出，或者要求关闭的一些污染较严重的钢厂、水泥厂等，其实是在不同时期经过地方政府审批的，有的甚至有巨额资金投入。现在，相关技术标准提高了，变化了，政府就要求这些企业减产甚至退出产能，对政府行为、国家意志，需要全社会理解，但政府应该推出一些退出补偿制度，并引导这些企业转产，而且政府应有办法给予这些企业财政税收上的支持，使其能够逐渐走出来。

　　 在节能减排上，很重要的一条是要加强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相关投入应该有所提高。

　　要充分运用智慧来行政

　　 《华夏时报》：关停一系列“两高”企业，恐将使经济增速进一步下降。而把经济增长控制在一定水平，对于调整能源结构、节能减排，甚至经济结构调整等是否都有益处？

　　 张占斌：这不是哪个领导人拍脑袋拍出来的政策措施。现在人们都知道，再按传统方式发展，确实难以为继。当大量铁矿石等资源类产品掌握在外国人手中，中国没有价格控制权的时候，不搞一些内涵式发展，肯定不行。从这个意义上看，关停一系列“两高”企业，调整能源结构、节能减排，是个大方向，必须抓紧，而且越快越主动越好。

　　 我认为，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太快了，各方面绷得太紧。关停一系列“两高”企业，把经济增长控制在一定水平，对于调整能源结构、节能减排，甚至经济结构调整等都有益处，这个道理是容易看清楚的。

　　 《华夏时报》：许多人认为，不分对象、没有侧重地“一刀切”限电，甚至不惜“株连”居民、医院和红绿灯用电，这是缺乏基本的行政智慧和能力的表现，你怎么看？

　　 张占斌：“一刀切”限电，甚至不惜“株连”居民、医院和红绿灯用电，社会影响不好。这说明政府工作还有很多方面没有细致去做，长期习惯于拉闸限电的方式，真正的服务意识尚未形成。调控经济也好，节能减排也好，除了行政手段，还有法律手段、经济手段，甚至舆论手段。这些手段都比拉闸限电的手段要更好一些。

　　 单纯的行政指令，认为政府高于一切，以为拉闸限电别人无可奈何，都是过去当官做老爷的思想体系在继续流行，很难得到老百姓的理解。要想把好事情做好，需要各级政府官员有服务意识，有行政智慧。现在如何让企业理解政府的苦心，能够配合政府的行为，如何建设服务型政府，要做的细致的事情实在很多很多。

　　 所以，舆论就节能减排中拉闸限电行为提出疑问，其实也是对政府在新的挑战面前的一种考试或测试，即如何把工作做得细致一些。

　　 我们要建设现代社会，建设法治国家，就需要科学的管理，需要充分运用智慧来行政，这里面有很多学问。

　　 张占斌，经济学博士，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副主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后，中国公共经济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行政体制研究会副秘书长。长期从事政府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研究重点为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