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剑丽

　　9月9日，在牛津大学中国中心、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首届“牛津中国财经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央行目标和任务不一定越简单越好，在不同阶段央行关注的重点需要不断转变，应以多目标代替单一目标。他还认为，实体经济恢复需要有一个好的金融激励制度，中国较高的利差是有合理性。而中国银行业利差并不是最大，缩窄利差可能会影响银行放贷的积极性。

　　周小川表示，过去央行一直把保持低通胀率作为主要任务。“我们总以为，央行的目标和任务越简单，越能与公众沟通，从而引导公众的预期也会更有效。但现在看来，实际市场并非我们预想的那样简单，在不同阶段央行关注的重点需要不断转变，要以多目标代替单一目标”。

　　而金融危机过后，令央行的关注点有所转变，“现在我们会更加关注金融体系的稳定。危机给予我们教训是，即使回到平稳的宏观环境，也需要保持警觉。”周说。

　　危机也对传统的金融体系监管观念提出了挑战。周小川说，整体金融体系的状况不是单个金融体系简单相加能够代表的，需要对系统层次的风险特别防范。

　　周小川指出，金融危机导致央行对金融体系健康性的看法发生了转变。过去对金融稳定的开发时，单个的机构健康了，总体也就健康了。实际上，单个个体的健康之和并不等于总体的健康。

　　周形象地以治病四阶段来划分金融稳定。他认为，金融机构处于完全健康状态和最差的“关闭破产”状态者并不多，更多的机构都位于中间状态——处于一边干活一边吃药的“亚健康”状态，即“在线修复”阶段；而另一种病得较重，需要回家住院、养病，也即正常的信贷业务不能继续，需要回去修理负债表，不能再为实体经济服务，即“离线修复”。

　　考虑到离线修复对实体经济的破坏。央行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更多会关注在线修复阶段研究，要求一些特别是大的金融机构不能“下岗”。

　　他指出，首先关注金融机构自我修复能力的培养。当然，如果它财力有限，自己买不起“药”，那就得帮他治病。这当然涉及到成本回收的问题。

　　而对于欧美国家实业体系抱怨金融体系对于经济恢复出力不够，周小川提出，需要研究央行是否要给整个金融体系提供激励体系，比如对于银行放贷的积极性和自我恢复能力，央行是否要进行调节。

　　至于采取何种工具进行激励，周举例称，可以对银行贷款利率设定下限，但大企业发行企业债的利率没下限，由此可以鼓励发展直接融资，调节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例。

　　不过，也有人指责国内为银行机构设置了太大的利差空间，可能过度激励银行资产负债表膨胀的风险。。

　　周小川坦言，利差较大问题，背后有原因。“自2003年开始我们对金融机构进行‘在线修复’以来，过去的不良资产把资本系统全部吃掉，直到现在仍然不够，现在利差大一点，也是为了使得各个金融机构自我恢复能力能够提高”。

　　他提请重视改革的国情背景，“中国不能老跟发达国家比，毕竟营运和法律环境都有差距。即便和新兴市场国家比，一些国家的利差比我们还大。”

　　危机来临后，各国都在降低利率，中国也降低了利率。不过，周小川提出，利率太低商业银行的储蓄成本很小，会导致银行没有发放贷款的压力，“零利率可能导致银行对实体经济的服务减弱”。

　　周小川表示，下一步央行只出政策利率，其他让市场办，不过还是会对利差有一定的管理，从而促进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