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记者 朱冲 “就近日相关媒体报道的中体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谢亚龙被警方带走协助调查一事，截止到本公告之前，公司尚未得到相关方面的正式通知，亦尚未与本人取得联系，有关此事的进一步情况，公司将及时公告。公司经营活动一切正常。”9月8日晚间，应证监会的要求，中体产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以上公告。

　　至此，从9月3日晚间被警方带走协助调查，至少直至公告发布之时止，前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谢亚龙依然没有“恢复自由”。有关他已经回到北京的传闻不攻自破。受此消息影响，今日复盘后的中体产业股价应势大跌5.96%。

　　由于至今公安机关和国家体育总局都没有发布相关消息，所以谢亚龙到底是协助调查还是被依法传讯仍然是个谜，这也是此事件最引人注目的地方。

　　根据中国相关法律规定，正常情况下，拘留的时效是24小时之内，如果公安机关认定被拘留的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拘留后的三日以内，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捕。这就是平常大家所说的72小时之限。此时就从拘留变成羁押，羁押期限为十四日。公安机关对被拘留的人，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十日以内作出决定。也就是说，假如14天后谢亚龙、蔚少辉、李东生三人依旧丧失自由，很可能就已经被正式逮捕，此阶段的时限是两个月，此后就将面临宣判。

　　鉴于已经远远超过72小时，且谢亚龙又是被警方带走的情况，有律师表示，被传的可能性很大。因为，如果真是仅协助调查，公安机关多数时候可能会用电话或者其他方式进行通知，要求被协查人主动到相关机关说明情况。在这个阶段，如果被协查人真的有其他重要的事情，或身不在调查当地，甚至可以以正当的理由拒绝公安机关的协助调查，也可以延迟或短期内缺席某次“协助调查”。但谢亚龙等人被警方带走时，基本上带有强制的性质。

　　而且，谢亚龙此前已经协助调查过一次。这次属于“二进宫”。根据此前同样被协助调查的中国足协下辖福特宝公司总经理邵文忠的经验，在被警方带走前，谢亚龙可能也早已“限制自由”。这显然不属于协助他人调查案情的情况。邵文忠是在被“协助调查”后回到岗位的，但警方通知他，不可离京，根据案情发展需要，必须随叫随到。

　　年初曾想状告中国足协“不作为”、以打公益诉讼官司出名的律师郝劲松介绍说：“如果是协助调查，有时候可能会要求关机，但公安方面的态度肯定是非常宽松的。因为这是请你去帮忙破案，公安方面会很客气，如果影响了工作，甚至还可能会给你误工费。”

　　谢亚龙如今的工作单位中体产业都无法和他取得联系，也没有得到相关方面的任何通知，让郝劲松也感到纳闷，“可能不是协助调查那么简单了。否则哪里会让人去协助调查这么长时间，不让他们和外界接触的。”

　　今天从西安也传来了不利的消息。环中国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将于10日在西安开幕，全程1800公里，贯穿5个省市，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跨省单项最高级别的比赛。由中体产业参与运作的该项赛事，原定谢亚龙将前来西安为赛事揭幕剪彩。但西安当地已经发布新闻称，谢亚龙因故不能出席。据组委会介绍，可能是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杨树安出席揭幕式。

　　不过，也有不同说法。有律师表示，72小时并非“最后时限”。按照中国相关法律的规定，警方要求当事人协助调查及问讯的时限一般不会超过3天，也就是72小时，但是如果有特殊情况，可以适当延长几天。而如果被调查人有前科或是惯犯，警方还可以将时间延长30天，刑事拘留前警方问讯的时间最长不会超过37天。

　　今日从总局也传来了一个对于谢亚龙有利的消息。有媒体报道，警方带走谢亚龙时，曾经和总局打过招呼，表示要找他了解情况。这被认为是能够安全回归的一个暗号。因为此前在公安部门带走邵文忠时，就明确对总局表示“邵文忠只是协查，过几天就会回到足协工作”。邵文忠“失踪”达一星期之久后，又安全回到福特宝继续原有工作。

　　因此，这次谢亚龙被带走，可能是因为检察院方面即将向法院提起公诉，而在这之前，检察院要对公诉材料进行最后的补充。这种情况在公诉前是很正常的，因为检察机关必须对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的案件，要进行认真、全面的审查，必须查明犯罪事实、情节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犯罪性质和罪名的认定是否正确，有无遗漏罪行和其他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在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的情况下，检察院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在这种情况下，检察院方面要求作为重要证人的谢亚龙等人补充证词，对证据进行最后的核实是完全符合要求的。也许是因为案情复杂，相关方面暂时还不方便对外透露信息。

　　另一个不同是，当时，南勇、杨一民被警方带走，国家体育总局和公安机关都及时对外发布了消息，而谢亚龙这次则一直“静悄悄”，也是不同于南、杨案的情形。

　　传言谢亚龙一向清正廉洁，在足协时仅开一辆POLO，后来换为本田CRV，并把国家队、联赛等肥差一直下放、安排给南勇、杨一民等人主管。但作为当时南勇、杨一民的主管领导，谢亚龙当政期间，对南、杨的罪行是否知情，甚至纵容、庇护，则是另一个问题。

　　至于蔚少辉和李冬生，则刚好相反，公安部门并没有通知总局首次协助调查的他们二人能够回来。蔚少辉和李冬生被新任足管中心主任韦迪调离管理岗位，派往党校学习回来后也有迹象表明，公安部门已经将他们作为调查的对象。7月中旬结束党校学习后，两名干部没有被安排任何可能离京的工作，这与南勇被捕前的情形完全相同。南勇在1月中旬被捕前一个月就已经被边控，当时中国队出国比赛，但是南勇在出访前一刻被通知留守北京，随后被捕。被要求不得离开北京应该说就是一个前兆。而且，从党校学习回来后，足协就没有给蔚少辉和李冬生安排具体工作。原本根据分工，蔚少辉还是在国管部任职，可是近期国足、国奥、国青、国少以及女足和女青同时开始集训，国管部人手不够非常忙碌，但是只有蔚少辉没有具体的分工，对蔚少辉的限制可能早就开始。

　　李东生的情况也是类似。从7月中旬回到足协技术部，李冬生就负责培训工作，其中具体涉及教练员和裁判员的培训，但是李冬生也没有参加9月1日在香河进行的“裁判日”活动，当时足协内部就对此颇有疑问，现在看来并不意外。

　　在南勇时代，蔚少辉曾负责国家队、国奥队工作，李冬生负责裁判工作，这都是“事故多发地段”。有人戏称，陆俊等裁判被捕后，这次蔡少辉“进去”，也许谁是通过花钱买“国脚”也将被暴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