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吴筱羽 实习生 江舜茵 发自广州

　　2008年开始，长篇历史剧《大秦帝国》从海外红到国内，因为种种原因，它正式登陆国内电视台的时候—2009年12月—距离电视剧拍摄完成已经3年。

　　截至2010年9月，6部11卷本、504万字的历史小说《大秦帝国》销量超过10万套，随之而来的还有各种跟风出版、冠以“大秦帝国”名号的书。电视剧《大秦帝国》第一部获得即将在9月颁发的2010年金鹰奖，第二部《秦帝国之破交》也传出9月开拍的消息，但这次孙皓晖没有参与电视剧的编剧。孙皓晖对时代周报记者解释说，原因一是编剧对于他来说是精神复制，他还有更重要的创造性工作。此外，他和制片方在理念上也有所不同。“我坚持的，是引导影视市场走向高品位，我坚信真正严肃的影视作品恰恰是市场最需要的，所以反对一切庸俗化；制片方坚持的，是市场现状第一，剧情随俗、明星效应、台词通俗等等，都与我不同。”孙皓晖说。

　　“大隐隐于市”的海岛生活

　　2008年以来，除了参加和《大秦帝国》相关的活动，孙皓晖就是在进行“创造性工作”，他参与了陕西电视台《开坛》栏目的《追梦大秦之旅》专题片拍摄，最近又在写作专题片《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脚本，并担任制片人。孙皓晖早已投入“大秦”之外的工作，但围绕《大秦帝国》的种种争议却一直没有停歇，笼统看来，是坚定推崇秦朝的孙皓晖和众多学者的又一场“法儒之争”。

　　《大秦帝国》一写16年，今年3月，孙皓晖在博客上列出他的主要参考书目，多达271本。这多少可以看到一些他16年埋头写作，甚至连书房的门都不出的生活。尤其是从西北大学法律系教授职位辞职专心写作的几年，孙皓晖曾经在西安、兰州、海南三地搬迁与选择，有过两三年租一间小房子，深居陋巷不出的低成本小日子。辞职后的生活来源问题，孙皓晖说自己当时没有想过，然而他有着老秦人的憨直和坚持，一直满怀信心，从未感觉到这过程的艰苦。

　　选定海南客居之后，孙皓晖和夫人把家安在海口市一个大院般的小区里，在“大隐隐于市”的日子里，孙皓晖的生活方式就是“宅”在书房里—他将三间大房子打通，墙上都打上书架，就像是个小型图书馆。孙皓晖的图书馆藏书包罗万象，从马列图书到法律书籍，从古典文献到小说与文艺理论、古代地理科技类等等—这些门类的书也被包含在孙皓晖的271本参考书目书单里。

　　生于西北的孙皓晖和这南方的海岛很投缘，他喜欢海岛的气候环境，偶尔还到岛上的高尔夫球场打球散步，烟斗不离身。在埋首创作16年之后，孙皓晖一头黑发变成灰白，捧着厚重的《大秦帝国》走出书房，推开门是满目的海岛的阳光。

　　“在思想上，我是天下人”

　　时代周报：你写《大秦帝国》的由头是怎样的，与你是陕西人有没有关系？

　　孙皓晖：我本来是大学教师，从事法学研究与教学。进入《大秦帝国》的写作，具体的由头是当时深感专业理论的乏力，说不清中国许多基本问题。一个基础的背景是，当时对中国古典文明的评价扭曲得很厉害，以西方绝对标准全盘否定中国文明的思潮很盛行。我想呈现真正的中国文明根基，认真抉择之后就进入了（《大秦帝国》的工作）。我是陕西人，不能说与这一因素绝对没有关系，但根基点绝对不是这个。我历来反对文明评判中的地域观念。在思想上，我是天下人。

　　《大秦帝国》的根本目标，是相对系统地清理中国文明根基；为秦帝国正名，只是其中一个小目标。秦帝国被妖魔化了两千余年，应该正名。

　　时代周报： 《大秦帝国》写了16年，这16年间，你的历史观和写作此书的想法有怎样的改变？现在的书和当初动笔时设想的一样吗？

　　孙皓晖：就创作理念的基本方面说，始终没有变化。“大秦帝国是中国文明的正源”，这句话作为总体阐述的开头，从来没有变过。没有这一稳固的评判，不可能有理念上的系统性。当然，在漫长的写作过程中，我的历史观是不断深化的，但方向是一致的。

　　已经完成了的《大秦帝国》，和当初动笔时的设想，目标是完全吻合的，内容的深化则已经大大超出了开始阶段的构想。我说过，《大秦帝国》是精神本位的一部作品。理念的前后错位，是不可能出现的。

　　深居陋巷，一心写书

　　时代周报：你为什么会辞职写作？你辞职的时候是大学教授，当时有没有想过写小说可以生活吗？辞职写《大秦帝国》的那些年，你是靠什么生活的？

　　孙皓晖：离职写作的原因只有一个，这个工程量太大，我无法以业余时间完成。当时没有想生活来源问题，我只有一个信念：我有充分的信心完成这一工程，生活总归会有出路的。后来的实际情形是，《大秦帝国》的阶段成果养活了我。因为，第一部电视剧文学剧本一出来就产生了影响，先后好几家公司愿意拍摄但都没有成功。我就是靠预付订金生活的。回想起来，也是天无绝人之路了。只要你认真从事创造性劳动，“天”是会帮助你的。

　　时代周报：写书的16年，最苦的经历是怎样的？

　　孙皓晖：16年案头劳作，当然是艰难辛苦的。但要说自我感觉，还真没有苦状。无论多么转移漂泊，我都是满怀信心的。所谓苦，那是一种自我感知，你不觉得苦，自然也就不苦了。所谓甘之如饴，其实正是对自觉身陷艰辛的人说的。最动荡的一段写作，是在西安、兰州、海南三地的转移与选择。租小房子，过低成本的小日子，深居陋巷不出，这种生活有过两三年。最后，我稳定地客居于海南，进入了几乎完全无干扰的状态。

　　只写阴谋的历史小说缺乏生命力

　　时代周报：你写作期间，有没有一个假想的目标？你自己对《大秦帝国》的评价是怎样的？

　　孙皓晖：虽然，我对我的研究与写作能力深具信心，但是，确实没有想过这些问题。我的内心目标只有一个：要写得人爱看，还要写出那个时代的真实分量。《大秦帝国》的写作形式是多样化的，有许多反传统的方法，所以我从来没有指望过正统文学圈子对我的认可，也从来没有过要仿效名著或比照于名著的想法。我的最坚实理念，是必须对得起读者。至于究竟如何，还是得社会读者群说话。

　　要我评价《大秦帝国》，我可以这样说：我写出了一部值得人们一看的作品，不管读者是否同意我的理念，都值得一看；至少，我自己现在拿起来翻开，还是能吸引我饶有兴趣地看下去。

　　时代周报：这几年的历史小说似乎出现疲态，二月河的清朝皇帝系列曾经红火一时。而这几年，引起轰动的历史小说却只有《大秦帝国》一部，你怎么看？

　　孙皓晖：历史小说的生命力，永远在于她所蕴涵的历史精神的强度。从根本上说，历史小说的根基不是古装故事，而是古典文明精神。譬如，中国历史小说喜欢写政治阴谋，很少正面呈现阳光政治，这是违背历史的。

　　大政治家管仲，曾经对那个时代的阳光政治有过著名的论断：“言室满室，言堂满堂。满室满堂，天下王。”也就是说，政治家尤其是政治领袖的言语行为，应该是光明正大人人可知的，不应该有阴暗语言与阴谋行为；只有光明正大的作为，才能具有最强大的政治力量。这一论断以及它所体现的当时社会的政治现实，是春秋战国的主流政治。可是，我们几乎没有人写这样的精神、这样的人物。阴谋固然有戏，可是我们能仅仅以自己喜欢的“戏”去取代历史的主流现实吗？那样做，只能向社会长久撒播阴暗潮湿的精神迷雾。其结果，社会必然会呼唤强大健康的阳光状态。因为，谁也不会相信，我们的历史是一片无边的阴暗。

　　作家不关注阳光主流，不喜欢写健康的历史现实，这是反常的。从根本上说，如果社会淡漠或厌恶历史小说，那只能说明是作家精神世界的阴暗埋葬了自己，只能说人民的眼光是高尚的。这样说，和我骄傲与否没有关系。

　　时代周报：除了纪录片《追梦大秦之旅》之外，还有别的工作计划吗？

　　孙皓晖：“追梦大秦”早过了。我现在的工作是创作大型文献专题片《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已经完成30集了。这是系统总结自黄帝时代到秦帝国时代的前三千年的文明演变史，寻求我们民族文明的良性遗产，为我们民族争取文明话语权。这部文献专题片，我将亲自担任制片人，绝不使它走样变形。也许，这个过程是艰难的。但是，我与我的同道者绝不会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