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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中国刘易斯拐点远未终结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9月03日 01:21  21世纪经济报道

  胡雅君

  民工荒、涨薪潮、老龄化……诸多现象似乎表明,多年来供给大于需求的劳动力市场格局正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拐点,中国人口红利的黄金时代也即将结束。

  8月31日,在“后金融危机时期的中国劳动力市场”中国社会科学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坚持认为,“刘易斯拐点”不仅已经出现,并且迹征越来越明显。但他认为,无论是“刘易斯拐点”的到来,还是人口红利的消失,对我国经济发展其实是好事。

  《21世纪》:最近关于“刘易斯拐点”的争议颇多,你认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什么时候到来?会持续多久?

  蔡昉:根据经典的刘易斯经济发展理论,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发展中国家,要经历一个长期的二元经济发展过程,即现代部门用不变的工资率获得源源不断的农业转移劳动力,加速其资本积累过程。因此,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就业压力,始终充斥着整个发展时期。

  而当二元经济发展到了现代部门的劳动力需求超过农业部门可以转移出的劳动力供给时,就到达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即“刘易斯拐点”。

  现在出现的大规模劳动力短缺、农民工工资连续六七年迅速上涨等现象,证明“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刘易斯拐点”的出现意味着,不再可以不涨工资而得到无限的劳动力供给。

  “刘易斯拐点”是一个理论概念,很难定义其开始或结束的时间点。如果要说起点的话,大概是从2004年开始的一个区间,当时有一些初步的迹象,如民工荒等。但如要问这个拐点会持续多久、转折区间有多大,我认为还会有很多年。其最后的结束点是城乡差距、系统差距消失,也就是农村的劳动生产力水平和城市相同。

  因此,要等到“刘易斯拐点”的终结,实现经济社会结构从二元到一元的发展,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21世纪》:中国目前沿海出现了民工荒、涨薪潮,以富士康为代表的制造业加工类企业内迁步伐明显加快,这是否说明“刘易斯拐点”在沿海地区率先到来?我国在政策上应该如何调整适应,实现经济继续高速增长?

  蔡昉:中国和日本不同,不是只有一个沿海地区,中国经济的腾挪空间更大。日本“刘易斯拐点”到来、人口红利消失之后,只能选择把劳动力优势产业转让给亚洲“四小龙”。

  但中国现在可以把这种劳动力优势产业转让给国内的中部地区。我国经济以沿海为主实现了30年的高速增长,如果中部加上西部再来30年,经过60年经济高速增长,就变成富裕国家。

  目前地方政府已经开始调整政策,从过去注重产业资本引入,转向留住人力资本、稳定人力资源,目前广东、重庆等部分地区开始进行的户籍制度改革,正是为了稳定劳动力供给市场。

  地方政府应该注重改善社会保障水平、引导企业建立和谐的劳动关系,同时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目前农民工的主要问题是就业稳定性欠缺,而这和其没有户籍身份难以被社会保障覆盖有关。户籍改革应该注意制定完善的制度,保障农民工稳定正规就业和获得社会保障,而不是靠一时的政策号召。

  《21世纪》:现在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了吗?大概什么时候会消失?

  蔡昉:像许多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先行国家和地区一样,中国正经历急剧的人口转变,即从人口再生产的“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自20世纪90年代总和生育率就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到2009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5.05‰。

  由于这个人口转变过程通常表现为一个劳动年龄人口从迅速增长到逐渐减速的增长,直至停止增长的变化趋势。在高速经济增长方兴未艾、就业继续扩大的情况下,劳动力供求格局必然发生根本性的逆转。

  人口红利的消失是一个逐渐的过程,用代理指标人口抚养比(总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数与劳动年龄人数之比,以百分数表示。一般以15岁至64岁为劳动年龄人口,14岁以下和65岁以上为非劳动年龄人口)来考察的话,人口抚养比在2013年将降到谷底然后上升,也就是说我们还剩下三年的人口红利时机。

  人口红利终究是要消失的,现在最发达的国家已经没有我们所讨论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的消失、“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其实是好事,经济增长的源泉不应仅依靠人口红利。

  《21世纪》:和人口红利消失同步出现的是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我国应该如何解决“未富先老”的问题?

  蔡昉:“未富先老”的问题需要未雨绸缪、长期关注。

  第一出路是发展。我国老龄化程度高于发展中国家,低于发达国家,但发达国家受老龄化问题困扰明显少于我们。如果我们在十年、二十年以后步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就不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第二是要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建立一个全面覆盖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城市就业人口和没就业人口的养老保障金。

  此外,要提高教育和培训水平,使未来老年人的受教育水平提高。目前我国64岁人群的平均教育年限只有6年,而24岁人群则是10年,差距很大。在日本、美国等国家,年轻人和老年人教育年限相差不大,因此企业可以延长老年人的退休年龄;而在我国,因为老年人受教育程度较低影响劳动质量,企业更倾向于换年轻血液而不愿意延长退休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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