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令进入9月，楼市进入了传统意义上的销售旺季——“金九银十”。严厉的调控政策在执行了数月之后，一些敏感城市的楼市开始告别低迷状态，出现回暖迹象，有些地方甚至已现“量价齐升”的情形。

　　在某种意义上，这一轮的楼市调控到了一个颇为关键的节点。四处可见的回暖迹象是否意味着住宅市场未触底即开始反弹，在价格依然居高不下的情况下，是否会有更严厉的调控政策？很明显，不同的利益主体对楼市未来走向有不同的期待。

　　偏向市场调节一方的人士认为，楼市的成交量已经连续数月萎缩，目前有些反弹是刚性需求积累的结果，不必大惊小怪、马上又出台新政策；到今年四季度和明年一季度，大量保障性住房上市与今年上半年新开工的商品房上市时，供应大增，自然会抑制房价上升；而偏向政策调控一方的人士则认为，所谓“刚性需求”是夸大其词的说法，必须继续实施严格调控政策，甚至出台房产税、提高贷款利率等新政策。

　　本报在此前的多篇社论中坚决支持楼市调控政策，坚持中国应该立足实业与就业，坚持楼市应该是消费属性为主，坚决反对楼市的“投机化”和“过度投资化”。但同时，我们认为，楼市调控也应该实事求是，例如，明明有刚性需求(首次置业需求和改善性需求)，硬要说这是不真实的，就很不客观。在城市化加速、流动性充裕、低利率、投资渠道不畅等多种外部因素作用下，楼市的需求旺盛是一个客观事实。不正视这个事实，一定要把房价下降多少作为调控目标，反而会陡增短期压力，纵然一时见效(还很可能是“数字游戏”)，也很难治本。实事求是的做法是，把楼市调控作为一项常抓不懈的系统工作，从各个方面抓落实，一直抓到楼市恢复以消费属性为主的时候，而对于短期的价格波动因素则不必过于紧张。我们相信，楼市以消费属性为主了，剔除不合理的投资投机属性了，保障性工作真抓实干了，自然就不会非理性上涨了。

　　因此，我们认为，目前要探讨楼市调控政策何去何从，有必要重温此轮调控新政的实质。新政的目标其实非常清晰，就是要通过抑制不合理的需求来抑制价格的非理性上涨，通过节制过度投机行为来整肃市场秩序，通过扩大住房供应量，尤其是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来平衡供需，特别是让中低收入者看到希望。本质上，新政的主要使命并不是规定一个降价幅度，而是要真正解决楼市当中的一些长期性、结构性问题。

　　楼市调控走到今天，当个别市场的价格表现似乎与新政期待有所出入，或者说未能完全实现调控目标时，我们该以怎样的态度去应对呢？换一个问法，楼市调控该如何让民众满意？我们仍需要形成一些共识。

　　共识之一，楼市调控着眼的是既是短期问题，也是中长期问题，调控希望抑制价格上升，但未必要把降价幅度作为调控的本质。调控是一项长期性任务，关键在于落实政策，要有打几年持久战的心理准备。

　　共识之二，楼市的严厉新政，绝非要置房地产行业整体陷入“冬天”。楼价合理回落并不意味着跌的范围越大、跌的幅度越深就越好。严厉的调控政策，并不影响房地产作为中国经济支柱行业的地位。尽管目前银行业房地产贷款压力测试结果尚可令人乐观，但一旦市场急剧下行可能引发的系统性风险，也绝不可小视。当下的调控政策须以巩固与落实为主，而不宜冲动地再出新拳，以免“副作用”过大。

　　共识之三，无论楼市价格发生何种变化，中国都应坚持“以消费属性和消费需求为主”的楼市定位，而不能纵容投机需求。2008年的楼市调控本来已经取得了相当效果，但金融危机之后，各地争相鼓励购房，而对购房者的需求定位却不加规范，导致形成了一轮资金驱动和交易驱动的楼市浪潮，教训是深刻的。抑制投机应该成为楼市的一条铁律。否则，因资产多寡而产生的贫富分化将越加严重。

　　共识之四，中国楼市作为一个不完全的市场，“失灵”现象在所难免，这是政府加强调控最有力的理由。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必须改变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大力建设保障性住房。如果政府在“托底”方面作为有限，则楼市供需之间的平衡很难实现。

　　建立在上述共识的基础之上，我们当可以正视这一命题：楼市调控该如何让民众满意？其实，民众是一个相当庞杂的概念，包含了各类利益主体。而在调控新政的诉求中，更多是指民生的基本福祉如何满足，是指那些中低收入的城镇居民的住房问题如何能够得到切实解决。

　　很明显，要让这一部分民众满意，楼市调控的关键在于：地方政府厘清自身职能，充分担当起政府责任，增加住房有效供给，加强保障房建设；针对商品房市场中的乱象，强化市场监管，整肃楼市秩序，打击“闲置”和“炒楼”等等沉疴。

　　归结起来看，楼市调控走到今天，方向正确，目标明晰，下一步应是在秉持共识的基础之上，强调落实政策、细化政策。楼市问题繁杂，想要毕其功于一役，往往会欲速而不达。解决楼市难题，需要决心，也需要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