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胜军

　　中国2010年二季度GDP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引起全球热议。

　　对自鸦片战争以来长期落后于西方国家的中国而言，“赶超”一直是挥之不去的民族情结。1957年，中国提出15年内要在钢铁和重工业方面赶上英国；1995年，中国的钢产量增至9536万吨，终于超过了英美，1996年中国钢产量超过1亿吨，名列世界第一。2005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了英国，实现了几代人的梦想。到了2010年，我们在赶超的路上再下一城。

　　然而，面对这个成绩，我们没有太多的理由欣喜。首要的原因在于，2009年中国人均收入仅3600美元，在全球排名第124位，距离日本和美国人均收入(分别为37800美元和42240美元)还很遥远，并且低于不少拉美和非洲国家。

　　仅此一点，就足以让国人保持冷静。而问题还不止于此。我们还要看到我国的GDP结构不平衡、分配不合理、透明度不高、环境成本高、不可持续等一系列问题。

　　其一，结构不平衡。按照收入法测算，GDP的总量可以分解为企业、居民和政府三个部分。从1993到2007年，我国政府收入占GDP比重由11.68%增至14.81%，企业的资本收益由38.83%增至45.45%，而居民的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由49.49%降低至39.74%。国企和政府收入占比的提高，意味着资源进一步向政府部门集中。由于经济学上的代理人问题，掌握过多资源的政府部门资源利用效率低于个人，将带来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不足，更容易成为滋生腐败的根源。

　　其二，分配不合理。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衡量收入两极分化程度的指标，系数越高，收入两极分化程度越高)较高。较低的人均收入水平与较高的基尼系数是一对危险的组合，容易成为诱发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此外，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偏低，缺少强大中产阶层的现状，也导致提振居民消费需求的困难。

　　其三，透明度较低。根据王小鲁的测算，我国每年的灰色收入高达5.4万亿元，巨额灰色收入的存在，暗示现有体制下寻租空间过大，竞争中不合理因素较多。

　　其四，环境成本高。环境污染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发展的重大威胁。紫金矿业“污染门”以及此起彼伏的重金属污染事件，正以沉重的事实警示环境的危机之重。如果剔除了污染的社会代价和治理污染的成本，那么GDP的含金量又将如何？据报道，治理中国重金属污染最为严重的湘江，到2015年就需要投入3000亿元。而根据原国家环保局的数据，2004年我国环境污染成本就达到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

　　由是观之，我国GDP成绩的背后存在着太多值得反省之处。目前的GDP辉煌不仅存在诸多问题，而且是不可持续的。

　　正如美国学者加尔布雷斯(John K. Galbraith)所指出的，发展中国家有三种可以选择的现代化：1)象征性的现代化，即营造气派的外表，包括设施一流的机场、发达的高速公路和大型工程项目。然而这一模式并不必然带来人民经济福利水平的提升；2)经济增长最大化，这一模式高度依赖储蓄，特别是通过强制性的居民储蓄(负实际利率)和累退税收(穷人缺乏避税手段而在事实上承受更高的税收负担)，或是不惜过度透支环境和资源。长期看来，这一模式将导致财富和收入的两极分化和环境急剧恶化，威胁社会稳定；3)有选择的增长。这一模式强调必须考虑更加需要利益的那部分人群，同时也必须追求“环境友好型”的GDP。我们未来的正确选择不言而喻。

　　笔者以为，在大力提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今天，树立科学的GDP观尤为重要。但是，追求“绿色GDP”、“结构合理的GDP”、“可持续的GDP”、“提高人民福祉的GDP”不应停留在口头上，国家应制定并执行切实可行的政策，去影响和改变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人的行为取向。

　　(作者系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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