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涛

　　中国政府日前宣布将设立“国际贸易谈判代表”一职，同时，新的“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也将正式启用，对外开展工作。该办公室除一名正部级代表外，还配备了两位副部级高官作为副代表，具备了一套完整的人员编制和机构体系。

　　对中国而言，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并非新鲜事物。早在2004年，商务部就设立过副部级的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该机构曾在2005年解决中国与美欧纺织品贸易争端时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出于种种原因，2008年停止了运行。更早之前，龙永图作为中国加入WTO的中方首席谈判代表，亲身见证了中国加入国际多边贸易体系的艰难进程。显然，中国对国际贸易谈判代表经历了一个逐渐成熟的态度转变，从最初的单一谈判任务和临时性机构，发展到一个永久性制度安排。

　　按照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的批复，国际贸易谈判代表的主要职责是：根据国务院授权，负责对外经济贸易领域的重大多边、双边谈判工作，协调国内谈判立场并签署有关文件。此次中国重新强化国际贸易谈判代表这一角色，或许存在以下几方面考虑：

　　一方面，是为了与主要贸易伙伴国进行对接，也是为了更好地融入全球贸易体系。作为中国两个最大的出口市场——在欧盟和美国都设立了专门的贸易代表，无论是推动经贸合作还是应对贸易纠纷，中国都需要有专门机构和人员与之对应。而2004年的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整个机构不过区区十几个人，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多达20多个办公室和数百人的机构配置，以及上千人的豪华专家队伍相比，无论是在权威性还是专业性方面都相去甚远。

　　另一方面，当今世界，贸易问题已变得越来越专业化和复杂化，经济危机、自然灾害等外部冲击更是不断加剧国家间的利益冲突。今日之国际贸易争端，早已不局限于贸易活动本身，它往往涉及经济、金融、法律、技术、气候变化、人道主义等诸多领域，不再是单一部门所能处理，唯有集各方面专才和授权于一身，方可应对自如。

　　更重要的是，随着各国经济从经济危机中缓慢复苏，各国都将出口视为摆脱危机的根本出路，贸易保护主义也由此抬头，导致中国对外贸易领域的摩擦明显增多。据统计，2009年中国出口占全球9.6%，而遭遇的反倾销控诉却占全球的40%、反补贴控诉占全球的75%。究其原因，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复苏不同步是一个直接原因。我们大致可以勾勒出今后一两年内全球贸易保护图景：

　　首先，美国经济不仅复苏步伐摇摆不定，且失业率居高不下，将主要希望寄托于出口拉动。奥巴马总统7月份再次保证，美国将如期实现其年初在国情咨文中提出的“五年内出口额翻倍”这一目标。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制造业出口持续萎缩，目前贸易赤字年均高达7500亿美元。短期内要想扭转这一局面殊非易事。从今年上半年情况看，美国出口的短暂反弹主要得益于弱势美元，而这一现象本身是不可持续的。今后美国更有可能的办法是，通过压迫人民币大幅升值和其他贸易保护手段来加快实现这一目标。

　　其次，欧元区尚未完全走出主权债务危机阴影，消费和投资低迷，因而更急于通过刺激出口来提振信心；而承受日元升值巨大压力的日本同样试图维持出口竞争力，菅直人首相已明确表示，日本政府将大力支持日本企业拓展海外销售。此外，包括印度在内的另一些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竞争压力下，也与中国在贸易领域存在不同程度的利益争夺。

　　而从一个更为长远的视角来看，未来10~15年时间里，中国将长期处于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传统制造业和重化工业尚未淡出，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又还未成型；而人民币汇率制度完成“小步慢跑”的改革，从对美元硬盯住到真正实现参考一篮子货币的管理浮动，同样需要一个较长过渡期。

　　在此期间，发达国家关于中国“新重商主义”的批评和指责会愈演愈烈，各种贸易保护手段也将层出不穷。中国能否顶住压力，如何化解外部冲突、增进与贸易伙伴国的互信和理解，是对中国政府智慧的考验。而国际贸易代表办公室的设立，表明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狂潮面前，更愿意通过公开、对等的对话和交流，来维护本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当然，要实现上述目标，设立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仅是第一步。接下来，中国还必须考虑如何充实这一机构，切实发挥其作用。

　　在这方面，欧美国家的一些成熟经验可供参考。例如，机构的设置还须进一步细化，在保持常设部门的同时，可考虑增设一些灵活的任务组(Task Force)，以处理某些突如其来的贸易争端，提高危机处理效率。另外，广泛吸纳并培养一支多样化的庞大专家队伍也是增强对外谈判能力的法宝，除大学和政府智库外，鼓励民间机构和个人参与同样重要。近年来，中国一些出口企业和海外华人团体积极参加WTO反倾销应诉，并已为此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作者系宏观经济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