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志勇

　　

◎1998年，为了扭转经济下行和消费过冷的局面，如何拉动内需，成为当时中国经济发展中亟待破解的难题。一系列配套政策的出台，迅速刺激了房地产市场的复苏，由此拉开中国房地产业进入支柱产业的序幕，使中国房地产业在之后的10年时间里一路高歌，同时拉动了与房地产业相关的行业，如钢铁、水泥、化工、装饰材料等行业，在这些行业里民营企业得到长足进展，无数民营企业家在这个领域里演绎着商业传奇

　　◎“国退民进”在1998年全面推进。国退民进，说穿了就是国有资本退出竞争性的行业，这些行业和领域应由民营企业进入。由此而来，中国企业所有制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和调整

　　◎在“国退民进”的过程中，民营企业分享了“这场最后的盛宴”。到1998年年底，全国城乡个体工商户已经发展到3120.2万户，从业人员6114.4万人，注册资本3120.31亿元；全国私营企业共创总产值5853.2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9.22%；实现营业收入5323.7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1.92%

　　◎“国退民进”历时5年左右，关于其中存在的问题，至今仍有很多争议。新一轮的财富游戏，完全可以从“国退民进”中看出近10年来的一些民营企业是从哪儿来的

　　1998年4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以“特急件”的方式将《个人住房担保贷款管理试行办法》发往各商业银行，宣布即日起执行。与此同时，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中国人民银行则颁布了《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一系列配套政策的出台，迅速刺激了房地产市场的复苏，由此拉开中国房地产业进入支柱产业的序幕

　　在1998年的“两会”期间，3月7日，《中华工商时报》在一版显要位置发表了全国政协委员胡德平的文章，《没有不准出生的人——非公有制经济随想》。在这篇短文里，胡德平说：“各类企业对于市场经济来说，都有生的权利，没有不准出生的人。市场对兴办各类企业也不应搞计划生育，没有多生超生的问题，一切公民只要具备一定条件，申办个体经济私营企业，工商管理部门都会批准它出生的。”

　　这是继1997年中国共产党十五大关于非公有制经济地位的论述后，胡德平以人性化的角度来解读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文章充满了人道主义思想。这一短文的发表，很快在社会各界产生极大的反响。在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中引起共鸣。

　　3月19日，九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在闭幕会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刚刚当选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在回答香港凤凰卫视记者吴小莉提问时所说的一段话，实在是令人玩味。他说：“这次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对我委以重任，我感到任务艰巨，怕辜负人民对我的期望。但是，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朱镕基这段充满激情的讲话，无不提振了中国人对改革开放的信心，同时从他的话语中无不感到改革在深化过程中所将遇到的困难和阻力。他承诺在其任满期内完成三件事情：一是力保人民币不贬值；二是激活经济，启动内需；三是用3年时间让国有企业摆脱困境。

　　这三件事情，可以说是件件都是硬碰硬。

　　多年之后，很多他国政要和经济学家评论说，中国政府力保人民币不贬值，在亚洲金融风暴中体现出了一个有责任的大国形象。

　　1998年的夏天，仿佛是对新一届政府的考验。自6月份起，长江发生了继1954年以来第二次全流域性大洪水，松花江、嫩江、珠江流域的西江和福建闽江等江河，也相继发生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由于洪水量级大、涉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洪涝灾害非常严重。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百万军民与罕见的大洪水进行了殊死搏斗。截至8月底，29个省市受灾，死亡4150人，直接经济损失2551亿元人民币。

　　1998年，为了扭转经济下行和消费过冷的局面，如何拉动内需，成为当时中国经济发展中亟待破解的难题。据说，年初，万科的王石被秘密召见，当他从深圳赶到北京才知道，是朱镕基总理要向他了解地产业的情况。据王石后来回忆说：“朱总理向我询问了对房地产市场走势的看法。”之后，很快，国家计委和财政部取消建筑行业的48项“不合理收费”。4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以“特急件”的方式将《个人住房担保贷款管理试行办法》发往各商业银行，宣布即日起执行。7月，国务院做出重大决定，党政机关一律停止实行了40多年的实物分配福利房的做法，推行住房分配货币化。与此同时，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明确要求“加快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住房供应体系”。中国人民银行则颁布了《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规定了住房贷款有等额本息和等额本金两种还款方法，允许商业银行开展住房按揭贷款的服务。为了进一步表示鼓励，央行还特意安排了规模为1000亿元的住房贷款指导性计划等等。这一系列配套政策的出台，迅速刺激了房地产市场的复苏，由此拉开中国房地产业进入支柱产业的序幕，使中国房地产业在之后的10年时间里一路高歌，到2005年、2006年几乎达到产生“泡沫”的发展状态。

　　也就是在这10年时间里，成就一批民营企业房地产商，同时拉动了与房地产业相关的行业，如钢铁、水泥、化工、装饰材料等行业，在这些行业里民营企业得到长足进展，无数民营企业家在这个领域里演绎着商业传奇。同时老百姓口袋里的钱被调动了起来，加速了整个市场的资金流量，使经济得以快速发展。2007年，无论是从胡润搞的中国百富榜，还是《福布斯》搞的中国富豪榜，都能找到足够佐证，近10年的时间里，一批富豪是从房地产及与此相关的领域获得财富的。如杨惠妍、许荣茂、王建林、杜双华、张志祥等。

　　从1993年海南房地产泡沫破裂以后，房地产业就始终处于还暖阶段，但没有外力的作用，很多房地产商都是在强撑着。当年云集在海南的一些民营企业家又回归各地，等待时机。1997年，“万通六兄弟”之一的潘石屹“单飞”，用冯仑的话就是“以江湖方式进入，以商人方式退出”。之后，他们各自在房地产业成就了各自的事业。退出万通的潘石屹在北京东三环，就是国贸的对面抠下一块地，开发一个名为现代城的商住楼盘，并制造了一个SOHO的新地产概念。处于无头苍蝇状态下的潘石屹，在1998年底，充分享受到房地产新政策给他带来的雨露阳光。

　　关于国企解困问题，可以说始终伴随中国市场化的改革。当时辽宁省省长闻世震提出一个十分形象的问题：“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显然抓大放小，不是一放了之。“用3年时间让国有企业摆脱困境”，这必须要有战略的方针。“国退民进”在1998年全面推进。国退民进，说穿了就是国有资本退出竞争性的行业，这些行业和领域应由民营企业进入。由此而来，中国企业所有制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和调整。据2002年一份《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显示，在过去的4年里，有25.7%被调查的私营企业是由国有和集体“改制”而来。在这些企业中以东北部地区所占的比重最大，为45.6%；“改制”前是国有企业的占25.3%，是乡镇集体企业的占74.7%；有60.6%的企业主是原来企业的负责人；在通过公有制企业改制而产生的私营企业主中，中国共产党党员所占的比例高达50.66%。2003年，国资委透露，在实际操作中，绝大多数地方进行的国有资产“处置”，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全部退出，都是采用全部转让的方式处理地方国有资产。从1998-2003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户数从23.8万户减少到15万户，减少了40%。

　　“国退民进”历时5年左右，关于其中存在的问题，至今仍有很多争议。这么大面积的对国有企业实行转制，很多地区采取的是“运动式”的办法。如辽宁，1998年国有中小企业为3.1万多户，占全部国有工业企业91.1%。可见这样一个盘子，放小的难度非常大。这一年的3月，辽宁省政府一次性就把600户中小企业推向市场，进行公开招商。这就避免不了采取搞“运动”的办法。很多昨日还是国有企业的厂长和经理，几乎是一夜之间花一元钱，或是零收购的办法，就成为这个厂子的企业主了。同时在整个“国退民进”的过程中，由于法制监管的不到位，很多人用了很低廉的价格，买了相对很好的企业；还有的花几百万元把企业买下后，几年后又重新卖掉企业，

　　或是干脆把企业整个卖给房地产商，把这块黄金地段作为房地产项目开发。新一轮的财富游戏，完全可以从“国退民进”中看出近10年来的一些民营企业是从哪儿来的。

　　关于民营经济30年发展史中，“国退民进”其实是很重要的一块，但由于某种原因，其变化、分化瓦解得很快，其中很复杂，在此我只能做一个粗犷的勾勒，感兴趣的人完全可以作专题研究，很有意思。

　　这一年《中华工商时报》有一组报道引起社会上的广泛关注和好评。那就是一些个别地区，打着落实十五大精神的旗号，其实质是沿袭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做法和思路，来搞所谓的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举措”，政府部门要把民营企业管起来，其实此做法极大地限制了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孰不知，民营经济就是市场的产物。但客观地说，这种情况的产生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乡镇企业的转制，原乡镇企业局已名存实亡，一些地区为了解决乡镇企业局的机构问题，就采取翻牌的办法，把乡镇企业局改为中小企业局。如沈阳等城市设中小企业管理局；或一些地区搞“民营企业管理局”；或“民营经济发展局”，或“个私经济管理局”。针对这样的“举措”，《中华工商时报》先后发表了《别了，婆婆》、《设局之日私企倒霉之时》、《四川撤销民企管理局》、《浙江几时能撤局》等报道。正是《中华工商时报》以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来评价“设局”这一现象，使得浙江等地区停止了设局。浙江有关部门停止了准备将个私经济管理局由处级单位上升为局级单位的报批活动。

　　1998年，私营企业增长速度再次加快，在“抓大放小”和“国退民进”的重大背景下，民营经济迎来又一次发展机遇。到1998年底，全国城乡个体工商户已经发展到3120.2万户，从业人员6114.4万人，注册资本3120.31亿元；全国私营企业共创总产值5853.2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9.22%；实现营业收入5323.7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1.92%；另外在吸纳下岗职工再就业、支持国有企业改制方面私营经济发挥了积极作用。据统计，在全国1700多万私营企业从业人员中，城镇私营企业从业人员已达972.58万人，比上年新增222.99万人，增长29.75%，占私营企业从业人员总数的56.91%。

　　从这些当时的数据中不难看出，在“国退民进”的过程中，民营企业分享了“这场最后的盛宴”。

　　但历史就是这样，无法推倒重来。

　　（选自《中国往事30年》，张志勇著，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作者系本报首席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