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耿雁冰

　　实习记者 谢文兴北京报道

　　“条件艰苦，大家的印象特别深刻。”8月25日，原国务院特区办特区司司长黄太和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当时特区没有办公室，夏天就坐在棚子里，听着深圳市委书记摇着扇子汇报工作，对于这批如今已是60岁以上年龄的特区办老领导来说，已是久远的回忆。

　　黄太和从1985年初调入特区办特区司工作，一直到1998年特区办和国家体改委合并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办。这13年，也正是经济特区从粗放时期打基础，到发展外向型经济，最后产业提升的发展时期。

　　在此期间，黄太和仅去深圳调研就跑了一百多次，把下面反映的问题带回北京汇报。

　　黄太和表示，特区的特要靠自己来创造。他不同意特区终结论，认为现在对于特区来说是一个新的机遇期。

　　特区起步承受巨大压力

　　《21世纪》：“经济特区”这个名词一直沿用至今，但是从内容和内涵上来说，是不断发展的过程，从打基础到发展外向型经济，再到这几年的稳步发展，您觉得怎样去概括特区的变化？

　　黄太和：中央制定的特区政策扶持，对于特区的起步和初创时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创立经济特区的时候，基本上是白手起家，是荒地一片，什么都没有，特区资金、技术、经验、人才都非常缺乏。

　　但这些问题都逐步得到了解决，比我们预期的要好得多。只用了十几年，一个海边的渔村，变成了现代化的工业城市。这种速度可以说在世界城市化、工业化建设历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因此引起了国内外很多的关注。

　　《21世纪》：特区建设的过程中，每一步都遭受了非议甚至政治风险，在改革的过程中承担了什么样的压力？

　　黄太和：建立特区过程中，基层第一线的领导者和工作人员确实承担了很大的压力。一个压力来自于缺乏经验，自己没干过，国外也没有找到相关的例子。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搞过经济特区建设，这是当时面临的最大的困惑和困难。

　　由于没有先例可循，心中就没有底，就像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有没有毒，心中没有数。当时特区建设者们对于特区这套方法能否行得通？制定吸引外资政策，外资能不能引进来？想增加出口，国际市场能不能打开？面临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也承担着很大的风险。

　　当年我们在搞特区工作的时候，经常为引不进外商来进行投资而感到焦虑，为没有资金建设基础设施而非常着急。外商来投资，电又供不上，工厂生产出来要运输，你没有道路，没有港口，这些都是困扰我们特区建设者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两次“南巡”坚定特区信心

　　《21世纪》：当年的特区建设者，对当年小平同志南巡的印象非常深刻，当时南巡的背景是什么？

　　黄太和：小平同志第一次南巡是1984年，当时我还没到特区办工作，根据老同志讲，那次小平同志南巡，对坚定特区建设者们的信心，起到极大的鼓励和推动作用。

　　1980年开始建设特区，当时规模还比较小，宝安县工业产值还不到1个亿。到1984年又建了几个厂子，深圳工业总产值大概也就是几个亿的样子，这样就有压力了，疑惑我们这样干行不行。

　　小平同志到深圳，对特区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他是视察完珠海、深圳，回到广州，大年三十那天，为深圳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21世纪》：1992年特区遇到了什么困难？

　　黄太和：当时外商投资有一定下降。当时特区的发展也走入了低谷期，特区的日子比较艰难。外商有撤资走的，有的本来谈判好签了合约取消的，而且产品的出口别人也不要了。

　　当时有一些人又在怀疑，特区继续搞这样一套，行不行得通，是坚持搞市场经济，还是回归到计划经济的路子上去，也有不同的争议。

　　小平同志又一次到特区的时候，觉得特区的发展很有生命力。所以小平同志最后肯定了，特区要继续办，继续放开，而且讲了特区是姓社，不是姓资。我们搞特区的思路是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这使我们澄清了认识上的不足。

　　1992年之后，国外看到我们中国经济改革的决心，这样就又形成了一个新的外商投资高峰。实际上此后，特区对于外资引进的力度更大，发展速度更快。

　　现在的特要靠自身

　　《21世纪》：从20世纪开始，国家从外向型经济结构向内需型经济结构转变，特区怎么面对这种经济形势？

　　黄太和：我认为这对特区来说，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发展机遇。当时办特区，为了创汇我们曾提出“外销比例”，外商来中国投资就是看中我们的市场，但为了创汇，就要逼着他到外面去销售，一般我们规定产品必须70%外销。

　　同时，只有部分产品才能内销，有些产品内销还需要经过批准，像家电，录像机、电视、收录机、电冰箱、空调，想内销还需要“内销证”。现在都放开了，这个市场对外商的吸引力更大了。

　　但中国的市场内需跟过去不一样，生活需求的多样性对产品品质的要求比过去更高。这就要求特区的生产性企业，要进行产品结构、工艺、技术的调整，而且要加强创新的力量。外部环境强迫特区的企业要更上一个水平。

　　《21世纪》：特区之所以为“特”，是因为拥有其他地区没有的特殊优惠政策，下一步，特区该怎样“特”下去？

　　黄太和：现在特区的特殊政策，主要分两大类：一是为了解决特区建设初级阶段资金上的困难，给了减税让利的政策，二是管理体制上赋予比较高的自主权。

　　在经济照顾上，因为现在特区已经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这部分可以弱化。比方说一些减税让利的政策，可以淡化一些。另一方面，就是加强简政放权上。这方面的一些特殊政策，根据现在的发展，和特区先行先试的要求，要继续给特区以支持，发挥特区这块试验田的作用。

　　《21世纪》：在哪些领域，特区可以继续作为试验田？

　　黄太和：完成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还有很多深层次的改革问题没有解决。在这些方面，应该让特区有一定的空间进行先行先试。比如建立廉政高效的政府、解决看病难的问题、解决住房难的问题，还有一些群众的公益事业，改革的成果让更多人享受，解决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在这些方面都还没有解决。

　　特区能否进行尝试，提出一些解决的方法，给全国提供一些经验，我觉得这些是特区可以做的。

　　特区有被赶超的压力

　　《21世纪》：现在国家以“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载体，实行经济、政治、文化体制改革的综合性试验，这些“综改区”的发展思路与30年前的“经济特区”发展思路有什么不同？

　　黄太和：这些试验区的特点，就是强调地区间的经济协调发展。

　　以前改革是在点上突破，周边地区考虑得比较少；现在是整个区域性协调发展。前不久发改委出台了十几个地区性的经济发展发展方案，大片的区域性规划，应该说比我们当年思路更开阔，考虑问题更长远。

　　《21世纪》：现在讲区域协调发展，其他地区渐渐赶上，特区会不会被超越？

　　黄太和：特区存在被赶超的风险，特区人应该有一定的压力。国家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虽然不是特区，但它们的发展都很好。广州、天津、上海、大连、青岛、武汉等这些开发区的发展水平也不低，从它的产业结构、吸收外商的规模、财政收入、出口创汇、出口量这些指标都不错，应该说这些后起之秀，追赶的速度也很快。

　　特区作为一个现行的改革开放试验田，不仅仅是把特区这一块地方建设繁荣，而是为全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新鲜的经验，这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都是我们的财富。

　　《21世纪》：现在很多学者提出，未来特区怎么办？和其他地方比，特区的优势不再明显，对此你怎么看？

　　黄太和：这是摆在特区面前值得思考的问题，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特区现在面临一个巨大的压力，高处不胜寒。你现在站在高点，人家都看着你。你要保持先进的话，要继续保持前进。

　　现在特区要继续特下去，这个特，不是像初期一样，靠中央给的一些减税让利的优惠政策，而是要靠特区本身不断的改革，形成一种特殊的经济运行管理体制，形成一种特殊的社会生活环境，这才是特区以后发展的重点。

　　现在特区的“特”要靠自己创造不一样。特区要靠自身的力量，深化改革，破除旧的常规，建立起一个新型的运行体制。比方说，管理是不是高效、政府办事是不是快捷。

　　我不同意现在这种“特区终结论”，我反而认为这对于特区来说，又是一个新的开始。下一步建立市场经济，需要不断完善，还有很多改革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