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记者 洪若琳 发自深圳

　　8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深圳考察工作时，指出深圳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而就在当天上午，时代周报记者恰在深圳一家咖啡馆，与原南山区宣传部部长、《袁庚之谜》的作者陈禹山并排畅聊曾经的政治体制改革往事，故事的主角就是：袁庚。

　　袁庚是谁

　　“许多人谈起袁庚，说的都是他如何把一个招商局资产由1.3亿升值为200多亿元的故事，好像袁庚对深圳的贡献，就是经济上的。然而袁老自己从来不提这些。”陈禹山感慨道。资料显示，袁庚曾多次公开表示，“中国没有真正的经济问题，都是政治问题。”

　　陈禹山虽然是广东人，但直到1984年才第一次来到深圳，彼时陈禹山所采写的典型人物报道，包括其对张志新的独家系列报道，在当时引起全国的极大轰动，《光明日报》为了奖励他报道张志新有功，破格让他参加了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中国新闻记者代表团，出访澳大利亚。

　　“见识过资本主义的发展，回国以后我就感觉，改革开放势在必行了。”陈禹山直言。“3月8日，这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邓小平第一次南巡，《光明日报》派我来采访。”说起第一次来深圳的经历，陈禹山仍然历历在目。“当时全国都在说改革开放，农村改革的典型，凤阳我已经写过了，到了蛇口以后，我感觉到城市改革就在这个地方了，非常兴奋。”

　　采访中，陈禹山在《袁庚之谜》的内页签上自己的名字送给记者，字体苍劲有力但线条弯曲。“年纪大了，手会开始有点抖，袁老抖得更厉害些。”陈禹山感慨，袁庚晚年退休以后，便淡出政坛了，几乎拒绝了所有出席社会政治活动的邀请，唯一一次专程从深圳奔赴广州，参加梁湘的葬礼，虽然当年“他们常常吵得很厉害，但都是为了工作，彼此仍是惺惺相惜”。

　　时代周报记者曾辗转联系袁庚本人采访，但其家人告诉记者已94岁的袁不便与记者见面，陈禹山这样解释道，“如今袁庚身体健康情况不如从前，在医院休养，不太可能接受采访。”

　　陈禹山如此描述第一次见到的袁庚：看上去年约五十(袁庚当时实际年龄已逾花甲)，走起路来如雄鸡，坐立显狮威，目光锐利，思维敏捷。袁庚见到陈禹山，握住他的手，说：“你就是当年报道张志新的那位记者呀，真不简单。”自此，陈禹山便开始与深圳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与袁庚的交往，更让陈禹山打定主意，将自己的后半生的事业和理想，都托付给深圳。

　　陈禹山原计划在蛇口采访15天，写一篇关于城市改革的报道。但随着采访的深入，素材的增加，加上与袁庚的一场意味深长的谈话，陈禹山决定写一本书，利用短短半年时间，超负荷采访写作，势必要赶在秋天之前中央举办的一场重要会议(中心议题有关改革开放)前出炉，将蛇口改革开放的过程一一呈现出来。书稿如期完成，书名由李先念题写，署《希望之窗》，当时参加工作会议的工作人员人手一本。

　　蛇口华盛顿

　　1984年，“沿海部分开放城市经济研讨会”上，袁庚在以《我们所走过的路》为题的发言中提到这么一个故事：1979年—1981年上半年，蛇口出了许多洋相。英国剑桥大学来人，有个干部问，“你们剑桥大学造多大的桥？”还有位干部问美国商人，“英国人是讲英语的，你们美国讲什么话？”

　　事实上，当时的许多老干部是由组织介绍来的，袁庚感觉到内地的那套东西已经跟不上改革的速度了，急需人才，干部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改革先从人才选拔开始。有了人才，如何管理人才，袁庚有自己的想法。

　　“干部进入工作岗位以后，也就是进入了大大小小的‘权力圈子’，当国家法制不健全的时候，‘习俗移人，贤者难免’，有些人就可能滥用权力，以权谋私。这就必须加强人民的民主监督，人民必须有权选举和罢免干部。”袁庚在一次报告中如是说。“就我这个小小的头来说，我每次来蛇口，一上码头，前呼后拥的，下面的同志唯恐照顾不周。久而久之，我们的干部就会忘乎所以，不怕群众不怕下级，只怕顶头上司。”

　　1983年，胡耀邦到蛇口工业区视察，袁庚借着作工作汇报的机会大胆进言，“如果群众有权选举和监督干部，我相信可以改变一下干部的结构和干部的作风。我们想作这样一个不太小的改革，准备冒一点风险。”胡耀邦一边点头一边说：“好，很好！”

　　由此，有了这把“尚方宝剑”，袁庚便放开手脚向领导干部终身制开刀。

　　袁庚这样谈及蛇口工业区民主选举领导班子想法的形成过程：1982年冬，蛇口工业区建区三周年，原有的领导机构—建设指挥部和临时党委，难以继续承担领导一个创新的社会系统工程的复杂任务。

　　应该用什么机构来取代建设指挥部呢？合理的方案是建立一个事权集中的管理委员会。而管理委员会的产生方式应该如何选择，是沿袭过去最省事的办法，由组织部门和主管领导提出名单经上一级党委批准呢？还是相信大多数的干部和群众，由他们用无记名、直接的民主选举出来？经请示胡耀邦同志，我们决定在工业区进行民主选举和罢免干部的试验。

　　有人说，袁庚就是 “蛇口的华盛顿”。

　　半岛上的改革

　　1985年4月22日晚上，第二届管委会成员选举现场，由群众在之前挑选出来的15位候选人无一例外地要回答选民的问题，以获取选票，包括袁庚在内。

　　这是中国第一家直接选举产生的领导机构。有人认为这是袁庚在企业选举的幌子下，悄悄打了一个擦边球—进行了一场政府选举的试验。

　　1986年4月，根据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管委会选举暂行办法规定，第二届蛇口工业区管委会，要进行一年一度的信任投票。这无疑是给在任干部的提醒，当上干部并不等于坐上了“铁交椅”，监督无处不在，干得不好，一年就可能被群众请下台。

　　除此之外，在蛇口进行民主选举的，还不止管委会。工业区的董事会选举，同样采取了选举答辩会的形式。陈禹山提起选举答辩会的盛况，至今仍显得兴致勃勃。“群众反应热烈，来晚了的连站的地方都没有，300多人的会场，塞了500多人。有一次工业区总经理乔胜利已经提前赴会了，但还是挤不进会场，只好站在门外。上台的演讲人答辩完毕下来以后，原来的座位早已‘鹊巢鸠占’，只好‘靠边站’。”陈禹山说起这些故事来如数家珍。

　　袁庚有冲劲，既是冒险家，又是实干家，刚开始人们很难相信，这一切创新型改革，是由一位花甲老人带着年轻人往前冲的。“60岁开始的金色的年华，往往是人生获得新的价值观的年代。”袁庚自己曾经这样感慨道。

　　1992年12月，袁庚退休。原定1993年蛇口工业区第三届董事会民主选举宣告失败，蛇口的改革就此画上句号。

　　袁庚1986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时曾这样说道：“你们学校一些老师参观完蛇口之后，相顾笑问，‘这里是不是有点乌托邦味？’但愿将来没有人会写《关于20世纪80年代南头半岛上一个美丽的幻想》之类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