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时 王笑

　　2002年，网络上流传甚广的一篇《深圳，你被谁抛弃》，让大众的目光聚焦到深圳未来的发展方向，同时也使得文章的作者呙中校一时成为媒体和政府关注的对象。8年的时间过去，如今已到而立之年的深圳这8年里在呙中校的眼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他又怎样看待深圳未来的发展之路？带着这些问题，《第一财经日报》日前独家专访了呙中校，请他谈谈现在他眼中的深圳。

　　第一财经日报：从2002年你发表《深圳，你被谁抛弃》到现在，这8年的时间，你觉得深圳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呙中校：当时写“抛弃”那篇文章的时候，背景实际上是深圳在全国的战略地位和战略重要性是相对下降的，但是这几年，相对来说上面也有一些重视，这个变化是很大的。2003年的时候中央就派调查组下来考察，包括最近也批了深圳的国家创新城市、综合配套体制改革等方案，就是说中央也并不是完全忽略了这块地方。这个是从大的背景形势来讲的。

　　深圳的改革有两种动力在推动，一种是自上而下的，另一种就是自下而上的。深圳本身有一股力量，那就是普通的老百姓，他们自然而然有一种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动力，比如说整个市场机制起来了以后，他会主动地去赚钱，主动地去创新，只要有一个基本的法制环境和市场环境，整个市场就活了。现在深圳这个基础已经有了。

　　这七八年的时间自上而下的改革有点停滞不前。比如说经济体制领域最核心的，现在最深入的金融体制领域的改革，这一块现在处在攻坚阶段，像人民币的自由兑换，金融市场的开放，投融资体制的改革这些比较难的地方，如果在以前，深圳在这一块自己说改就改了，但是现在改，中央不批你不能动。

　　但是深圳自下而上民间的力量非常强大。不管是在经济还是在管理层面。

　　日报：有人认为，在特区优惠政策逐渐丧失，改革开放进一步扩大，更多的城市发展起来之后，深圳有点变得平庸、标杆意义不那么突出了，就是所谓的“特区不特”，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呙中校：其实在2000年时就已经是“特区不特”了。因为到2000年的时候，只剩下特区的“特”主要是优惠的政策，特殊的政策。那个时候特殊的政策，其实只剩下两项，一个是15%所得税，还有一项是地产地销。后来，地产地销也要取消了，然后就没了。

　　现在就我的感觉，深圳的“特”只是一个旗号上的“特”，名义上的“特”。但是它以这个名义上的“特”，来进行一些改革仍然是必要的。一些改革其他地方没有做，深圳做了，所以你也可以认为这就是“特”。但其实有很多的改革措施，比如说像行政审批，其他的地方也在试点，所以深圳也说不上来有什么“特”。

　　但是深圳与其他地方相比仍然有它有优势的地方，比如说在经济领域的话，深圳的行政审批制度与国内其他地方相比还是比较简单的。

　　日报：那就您的体会和观点，深圳目前还有哪些有竞争力的地方呢？

　　呙中校：深圳的竞争力还是有的，最重要的就是它自己形成的一些市场机制和民间的动力。城市的创新机制是存在的，只要看政府想不想做些事。深圳不管是从企业到市民，都有一个活力，就是企业的创新，市民自我组织的能力，深圳向公民社会转型的这股力量非常强大。

　　深圳是最有条件向公民社会转型的，因为深圳有这方面的基础，公民有比较强的公民意识，非常强调自我财产的保护，而且一些公民已经从维护自己的财产利益开始转到公共的领域。

　　比方说有人要竞选人大代表，为什么要竞选？因为他认为只有在立法上来改变这些条条框框才能够维护自身的权益。

　　日报：那目前又有哪些方面是深圳的短板呢？

　　呙中校：深圳的短板主要是在竞争利益这一块。政府的各部门都有相关既定利益。在经济领域里有，在行政审批里面也有，可以说在各个层面里都有，所以它就很难去推动改革。

　　其次就是深圳的科研基础比较弱，大学比较少。很多企业的发展都是相互之间抄和偷，今天谁搞了一个情报什么的都是有奖励的，偷到好的技术情报也是给奖励的。总体来讲，深圳的教育和科研是它产业上比较薄弱的环节。

　　再一个感觉就是深圳现在往高端转型，那租金的成本就会提升，这对于一些中小企业的创业环境是很不利的。以前一直说深圳是中小企业的摇篮，这种转型给了中小企业比较大的压力。

　　日报：深圳最近提出了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先进城市”的奋斗目标，您觉得怎样才是现代化和国际化？怎样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呙中校：如果说现代化，从各个方面来讲，深圳在国内的城市中还是最具有条件实现现代化的，从硬件建设、城市文明、政府执法来讲相对还是比较合理，所以实现现代化我觉得还是有条件的。至于国际化，现在国内很多的城市都在国际化，这些概念太空泛。国际化的指标你要怎么来算？怎么落实到具体的指标上来？是算有多少外国人在这里定居，有多少人会讲外语，还是有多少外资机构公司在这儿？我不看太空泛的概念。

　　日报：“为全国改革探路”是深圳的使命之一，那就您来看，在深圳的改革探索中，目前最需要做什么才能进一步提升城市的竞争力？

　　呙中校：深圳要进步，我觉得作为政府部门来讲，它不需要在经济里面过多干预，搞的行政审批能够少则少，尽量不要多生枝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已经改了很多次了。我觉得在这方面，包括社会管理体制领域，都是被管着的，它必须得改，深圳应该借鉴香港很多东西，一些不伤害到它政治体制领域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搞社工，现在它请香港的社工过去做督导，借鉴香港的一些经验，这个都不错，但是政府不能包办，像这些东西你就让民间机构、社会组织来解决。一些权力能够下放的就下放。政府应该对于自下而上的声音和诉求进行有效的回应。

　　日报：您怎么看待“深港合作”这个话题？您觉得深港之间有哪些互利共赢的层面？

　　呙中校：深港之间的合作空间一直是存在的。比如说像基础建设、环境保护、空气的质量，还有包括一些食品输入、卫生管理条例这些都有合作的。各方面都有，经济、文化、社会，比如说我刚才说的社工之类的，还包括城市，也算作是社会管理、城市管理，这些是比较具体的。

　　大的方面比方说在经济层面上的合作，其实是比较空泛的。比如说有深港创新圈，还有一个前海管理局，但是这些东西很难突破一国两制的制度性障碍。很多东西，两地的标准不一样，我说我的规范，你说你的规范。那还怎么搞合作？在标准方面，你说双方还可以修改，但是教育的话怎么办？所以我觉得深港合作到了最深入阶段的话，可能就是一些制度性的障碍，以后深港合作肯定是能做的就做，很多的涉及到体制上的东西是不能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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