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时 王笑

　　专访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商业中心主任陈文鸿

　　深圳经济特区今年迎来它建区30周年，三十年时间深圳在经济建设中取得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如今面对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迅速变化，已到而立之年的深圳应该如何进一步寻求自身的发展优势？

　　事实上，关于深圳的发展问题，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有香港学者提出了质疑，他便是目前任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商业中心主任的陈文鸿博士。他在80年代时发表文章《深圳的问题在哪里》，引发深港两地传媒的广泛关注。而与其他关注深圳问题的学者不同，陈文鸿博士几十年来一直密切关注深圳的发展问题，他所在的中心培养了大量来自内地的官员，其中相当部分便是来自广州与深圳。在与这些官员的交流及其对内地的研究过程中，他进一步体会到深圳的发展难点。

　　“深圳应该致力于发展成为一个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有核心竞争能力的城市，这个竞争能力关键是看体制、文化、道德和传统。”陈文鸿博士说。

　　在陈文鸿看来，除了体制创新，深圳能否让那些内地移民安心在此地发展，产生归属感，同时又能成功融合香港的产业转移，是深圳未来30年的发展关键，而要达到这个目标，深圳必须放弃目前过于偏重金融与地产为导向的“赚快钱”的发展路径，而转向建设一个更为“人居环境”的国际性城市。

　　但深圳能否真正放弃赚快钱的心理，向更宜居城市发展？在这转变过程中，在经济特区光环笼罩之下的深圳，还有哪些问题，包括深圳与之一江之隔的香港之间的经济融合，是否还有进一步的合作空间？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日前(8月17日)特意走访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商业中心主任陈文鸿。

　　第一财经日报：深圳今年迎来建立特区30周年，你觉得这30年里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它完成了什么样的使命同时又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陈文鸿：这三十年深圳在经济方面的发展是做得比较不错的，国内很多的政策方面是很支持的。但是在90年代下半期以后就没有什么大的发展了，整个经济的发展，最初从工业发展到现在主要是搞金融跟房地产。深圳需要考虑到怎样进一步提升自己。

　　关键的问题还是体制因素。因为城市要发展不能单单只考虑到经济因素，是包括社会、城市规划、生态等各方面的全面发展，而深圳却没有做这个事情，它在集中搞房地产。体制没有做好，就制约到其他方面的发展。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要把好的人才吸引过来，不是给钱可以的，不是建高楼就可以的。要注意它是不是安全和舒服。但是现在深圳的建设，只是不停地扩大，却没有考虑社区的因素，也没有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整个的城市的发展没有总体的考虑。这个看起来是小事情，但是小事情才可以定大市场。

　　日报：如果说深圳前30年主要是完成经济特区的窗口作用，那么现在仅仅是窗口可能已经不足以支持深圳长远发展下去，你觉得从整个中国的经济布局来说，深圳下一步的城市发展定位应该是什么？

　　陈文鸿：主要是要搞体制改革，将深圳发展成为一个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有核心竞争能力的城市，这个竞争能力关键是看体制、文化、道德和传统。

　　深圳需要搞清楚到底什么是市场经济。比如在科技发展这一方面，早期深圳高科技的发展不是靠研发基础一步一步来的，主要是靠香港，从外边拿技术拿经验发展起来的，又能满足内地广大的市场需求。所以深圳利用境内外的体制差别迅速发展起来，这一点是很成功的。但现在的市场和经济状况已和原来大有不同了，不允许深圳再继续以原来的模式发展了。

　　我们说市场经济不是单纯做生意，市场经济一定要体制的。没有体制不是市场经济，以前的深圳，我说最初是要体制释放，去改变旧的制度，你又出了很多新的制度你要去创造它。深圳要重新建立一个体制，把市场经济的基础做好，做一个真正的适合人才工作和居住的市场经济社会，简单地说，深圳需要做个宜居城市。

　　此外，深圳是一个移民的地方，没有融入整个珠三角地区。未来深圳的发展定位应该是跟整个珠三角地区的合作，不能单跟香港合作。

　　日报：深港合作这个话题早已有之，你觉得深圳和香港目前在哪些领域存在共赢的可能？

　　陈文鸿：深圳对于深港合作表面上看一直是很热情的，香港之前反应比较冷淡，但是最近又有所改观。其实深港合作并不容易，一是两地有文化差异，香港是广东话文化，深圳是普通话文化。文化不同，社会取向也不同。而随着香港和广州的交通进一步便利，香港会与广州地区的结合、合作增强，跳过深圳。

　　目前的问题之一是深圳不知道怎么跟香港融合。以前深圳和香港的合作很简单，深圳希望香港给它好处，两地有差别所以好合作，但是现在深圳跟香港的差别已经不是那么大了，这些年来深圳集中精力搞金融、搞房地产，这样的话跟香港合作不合作就没有什么大的关系。所以共赢的机会还是比较少的。

　　深圳最近几年推出“深港创新圈计划”，但也没有太大的实质内容。深圳要发展高新科技产业，不是靠政府说几句话就可以的，应该思考怎么在整个体制上给它一个好的发展余地，但是现在政府搞的创新圈我看不到什么东西可以对企业的发展有帮助的。而这个创新圈在香港特区政府这边也并没有得到很多相应的措施。反而是广东省和香港的合作倒是可能性比较大。因为广东的要求比较具体，而深圳要求的东西都是模糊的。

　　日报：你刚才也提到深圳这些年主要在发展金融业和房地产，而香港目前正在建立人民币离岸中心，那你认为两地在金融业的发展上有合作空间吗？如何优势互补，错位发展？

　　陈文鸿：金融政策是中央决定的，不是地方政府可以做的。人民币给香港，但是问题是香港的钱怎么来？体制是关键。依照内地的金融体制，对人民币的境外流通还是有严格控制的。其次还有港元跟人民币的对冲。这个对我们企业是有好处的，那些具体的传统的金融业务对我们企业是有好处的，我们目前应该考虑的是怎样把那些内地没有的香港有的，具体的传统的银行融资业务，从香港转移过来，这个反而更重要。

　　另外，其实香港跟深圳的股票市场本来就已经有很多的合作了，地下经营的合作，现在的合作，等于说是把地下的搬到地上来，是地下和地上间的一个利益转移。总的数量没有改变，规模可能小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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