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书博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曾三问深圳：“过去30年深圳靠什么实现了‘三十而立’？迎接特区成立30周年，深圳今年能做什么？未来30年深圳再干什么？”

　　“而立之年”的深圳，正在被无数人勾画着未来的发展蓝图，但是，深圳获得今日成就所凭借的“敢闯敢干”，是否能够在未来的改革中继续传承下去？

　　改革的“硬骨头”

　　2003年，一篇《深圳，你被谁抛弃》的网络文章，曾经引起无数人的关注，而就在深圳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该文作者“我为伊狂”(原名呙中校)再次通过网络撰文，“深圳，改革之问”，探讨深圳的改革空间。而文章对于目前行政体制改革停滞不前的状况提出担忧。

　　针对2009年深圳开始的大部制改革，文章提出，经过近一年时间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会仍有20个副职，而在内地湖北的改革中，早已实现财政与编制政务在网上公开，较好地解决超编问题。深圳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走在全国的前列，但近年却简单合并同类项，“换汤不换药”。

　　此外，“2008年5月深圳宣布将进行区长差额选举，三年内市长直选，但是到现在两年过来也未见动静，而在2008年的3月南京就已尝试区局级干部的差额选举。”

　　在这场关于深圳未来三十年改革蓝图的大讨论中，同样存在一种声音，就是经过三十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深圳下一步所面临的改革都是“顽石”，正像深圳综改和大部制改革的主要操刀者，现任深圳市人保局局长王敏所说，“下一步改革都是硬骨头。”

　　之所以外界寄希望于政治体制改革提升深圳特区的地位，另一个原因则是目前深圳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原有的优势正在逐渐被削弱。

　　澳门科技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所长黄枝连此前在一篇报告中提出，深圳单纯作为一个经济特区，已经没有优势可言。它和珠三角经济体在制造业和高新产业及旅游业的竞争日益吃紧。

　　国家发改委土地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助理高国力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的情况与三十年前已经完全不同了，当时国家寄希望于让深圳先行先试，并且要“杀出一条血路来”，在当时的情况下，国家积聚一些有限的资金、政策，给予深圳一些实实在在的支持，从现在看，取得了很好的突破和成绩。

　　但是，目前国际国内形势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从国际上看，我国入世以后已经不可能再给予特定区域、特定企业过于“优惠”的政策，尤其是外资和内资，要尽可能平等的政策，否则就会带来以世贸组织为代表的国际纠纷。

　　从国内各地区来讲，也不允许像过去那样。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深圳特区已经取得很好的成绩，社会、经济等各方面发展水平已经走到国家的前列，而目前国家整个着眼点已经转移到中西部，重点扶持贫困地区和生态地区，所以很难再给予特区力度很大的支持，尤其是倾举国之力，依赖型和输血型的政策和资金都不可能有了。

　　行政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对于这些“硬骨头”，深圳更多的则是要靠自下而上的改革加以完成，先行先试才能有所突破。

　　多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专家强调，深圳的整体性，过去更多的是关内的几个区发展比较好，对关外和周边的区域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在新的形势下，特区的范围已经扩大了，下一步要注重关内、关外整个深圳地区的合理分工和融合、延伸，强调整体。

　　如果这项工作不做的话，特区的竞争力会受到影响。从整体角度，在新形势下也给予更大尺度内的分工合作、延伸。

　　在原深圳市市长李子彬看来，未来三十年，深圳在行政体制改革中面临的深化改革实验区的作用具有更大的意义。

　　“必须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继续发扬敢闯敢试的改革精神。”李子彬说，“下一步，深圳要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扩大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

　　在他勾画蓝图的内容中，深圳大胆探索干部管理体制改革、扩大差额推荐，赋予党代表、人大代表更多的选择领导干部的权力。逐步扩大基层领导干部公推直选的范围。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提升公、检、法机关的公信力，提高依法治国水平。

　　在他看来，目前，中国城市的科学发展差距很大，具体来说，各地官员只关注GDP与税收，教育、医疗卫生问题、经济适用房、社保问题、环境问题等都被推到第二位。

　　此外，深圳在2000年左右已经基本建成现代金融服务体系，一直在完善和增加新的金融产品。实现香港与深圳金融业的对接，深港联手打造一个深港金融圈，这个金融圈在世界上也将起到作用。

　　而在高国力看来，深圳更多的是要基于特区已有的平台和基础，立足于比较优势，在更高的起点上，如何把一些带有杠杆效应的政策和措施，比如有些政策给予其他地区发挥不了这么大的优势，但是在深圳就能发挥出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建议国家相关部门下一步研究和确立这样的一批政策和支持，而不是呈现以往传统的大资金、大项目，要一些倾斜力度很大的政策，这已经不可行了。”高国力说。

　　深港合作带动行政体制创新

　　对于深港合作，更多的是从产业层面的合作谈起，深港轴心论，深圳的第二产业与香港第三产业互动，加上毗邻的东莞、惠州、珠三角东部地区形成年出口额260多亿美元的国际经济区，构成了中国国际化程度最高、外向型最强的城市经济组合。而深港两地的联动是基础。

　　一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深港合作，不仅仅能够涉及到产业层面，同样包括行政体制的改革和创新。而这一点上，包括汕头、海南等特区，都不具备像深圳那样依靠香港来更加直接、快速获得体制机制上冲击和融合的优势。

　　由于历史上的渊源和区位上独特的特点，深港合作不光是决定深圳，也是决定香港未来国际竞争力很重要内容。

　　“国务院颁布的珠三角规划纲要中也专门提到了深港合作对于整个珠三角长远发展，对于提高香港的国际地位，对于深圳特区的二次创业都是非常重要的。”上述专家说。

　　因为现在“一国两制”的背景下，体制上还是有差异的，香港在历史上国际化程度走在内地前面，因此和内地合作还有待于进一步将体制上的差异化程度进一步缩小，这样能够让深港合作更加有效，最终实现双赢。

　　香港是一个市场化、经济自由化程度和国际化程度非常高的经济体，所以跟香港的合作，无疑对深圳将来的经济体制，甚至是政府管理体制、行政管理体制，肯定会产生非常直接的影响。

　　香港也要依赖以深圳为龙头的珠三角，当然不仅仅是深圳，但是，因为地理位置上的毗邻，香港在与珠三角合作的过程中离不开深圳，产业融合已经非常密切，下一步无非是把两个合作的档次和双赢的效益再提升一些，对于深圳的发展是一个重要的方向。

　　从未来看，深圳的体制优势也应该在这个角度有所收益，有所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