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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深圳考察时的一席话引发了深圳人的思考与共鸣。

　　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客，深圳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已探索多年，其渐进式的大部制改革几乎伴随着特区的成长。

　　2009年，被称为“深圳特区30年来力度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大部制改革”，如今已取得了不少的成效，行政体制关系得以理顺，然而几乎与此同时，大部制改革又把深圳拖入了另一泥淖，乃至出现官员“一正20副”的现象。

　　究竟深圳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路向何方，在特区三十而立之年，深圳将如何不负总理重托，再次成为改革“急先锋”，这一点备受关注。

　　改革“反弹”

　　深圳是全国最早实施大部制改革的城市，从改革开放算起，中国前前后后进行过5次大范围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然而在深圳，就进行了7次机构改革，4次行政审批改革，旨在提高政府行政效率。

　　然后，正如全国许多城市曾经在大部制改革过程中所遭遇的那样，深圳的大部制改革并非一路畅通。

　　在2004年，深圳对文化、交通、城管三大领域进行调整和精简，使其相关市级部门从42个减到了35个，然而，在改革之后的5年里，瘦下来的部门开始反弹，几乎每年新成立两个市级部门。

　　2009年，大部制改革全面启动之时，深圳市级部门已从这35个又恢复到46个。

　　此次大部制改革，深圳又将46个政府工作部门缩减为31个，“瘦身”近1/3，与此同时，所涉及到的600多项行政审批事务减少近200项。

　　比如，在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会(下称“科工贸信息委”)，就整合了贸易工业局、科技和信息局、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领导小组办公室、高新技术产业带领导小组办公室、保税区管理局、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多家机构。

　　同时，科工贸信息委整合了旗下数十个对外业务窗口，设立“业务受理处”，为企业提供“一站式”的服务，大大提高了行政审批的效率，原先55个处级单位变成29个，正处级岗位从42个减少到29个。

　　深圳市一位处级官员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大部制以后，部门之间的关系更加明晰，好比企业进行了优化整合，一些重复和交叉的职能得到很好的理顺。

　　一家IT企业负责人对本报记者表示，他以前总是和科技、信息局、贸易工业局打交道，在这几家之间跑来跑去，现在合成一家，至少不用跑那么多地方了。

　　从7月30日深圳市公布政府机构改革方案，到9月8日精简后的31个工作部门正式挂牌，深圳历史上最大规模、最大力度的政府机构改革，只用了1个多月，就将看到成效。

　　然而，正如某些专家所担心的，瘦得快，反弹得也快，几乎与改革同步，一些问题开始浮出水面。

　　尚需法律固定改革成果

　　今年7月，正值深圳大部制改革一周年之际，有细心人发现了深圳大部制的奇怪现象。

　　科工贸信息委除了“一把手”以外，竟然还有11个副主任、6个副巡视员、1名机关党委书记、2名担任下属中心主任的党组成员，形成令人惊叹的庞大领导机构。

　　细看科工贸信息委，20个副职各管一小块，几乎相当于每个处室除了一名处长及主管的副主任外，还有一个专门协助管理的副巡视员。

　　相同的现象还存在于其他部门，如深圳市文体旅游局全部领导数量15人，其中9个为副局长；深圳市卫生监督委员会的领导干部也达到了12人，包括1名正职和11名副职。

　　对于这种现象，中山大学政务学院博导、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教授陈天祥认为，这是过渡期难以避免的现象。

　　此次深圳大部制改革，着重点在于理顺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和科学决策水平，而不是大量裁员，陈天祥说：“由于我国的公务员缺乏退出机制，所以只能通过副职来过渡。”

　　陈天祥说，通过大部制的逐渐完善，以及一些在职干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正式离职，人员将会慢慢精简下来，最终实现单位领导职数一般配备2~4名，原则不超过5名的标准。

　　此前，时任深圳市代市长王荣和深圳市编办主任王敏均也在公开场合回应，这只是改革过渡时期的特殊情况，随着改革进一步推进，干部数量最终必然减少到规定范围。

　　鉴于以往经验，陈天祥提醒，在以后较长一段时间内，随着年龄较大的政府机构人员退休，一段时间内确实会精简政府人员，然而要谨防随后人员的增加。

　　陈天祥认为，当各部门寻求自身利益时，人员又会增多。

　　“在日本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政府应设置多少部门及工作人员，并有相应的递减计划，只有通过这样的硬性配套规定，才能保证精简的机构不回潮。”陈天祥说。

　　领跑未来30年

　　在过去的30年里，深圳一直领跑中国，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力度也排在全国首列，此次大部制改革同样为其他地方的改革贡献了灵感。

　　仅在珠三角，今年以来，继深圳之后，珠三角的佛山顺德区、广州市、珠海也都相继启动了大部制改革。“可以说，深圳引发了一连串连锁反应。”深圳市委党校副校长谭刚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

　　从深圳特区成立之初提出的“小政府、大社会”到“行政权三分”，再到如今的大部制改革，谭刚认为，深圳一路走来，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思想一直在全国广为流传。

　　“这是深圳当前所面临的必然课题。”谭刚说，作为特区，深圳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在现有体制框架下，经济所能够发挥的空间已经很少了。

　　深圳既是经济特区，又是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同时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一系列的名头已经将深圳摆在改革开放的前沿。

　　《珠江三角洲地区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特别指出：“经济特区特别是深圳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要制定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有序推进改革，允许在攻克改革难题上先行先试，率先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突破。”

　　“无论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抑或政治体制改革，都将是深圳未来的重大责任，而深圳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也为深圳在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探索中领跑中国创造了条件。”谭刚说。

　　事实上，深圳一直在体制改革探索的路上，包括作为第一个使用“公推直选党代表”的城市，深圳探索实行党代表任期制等，诸如此类的改革，深圳一直在悄然进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