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文钊/文

　　李荣融见证了中国经济重要的一部分变革，并且成为这种变革的推动者之一。他也因此成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史的一部分。这位国务院国资委首任主任在任七年，是自2003年以来的部长级官员中任职最久的人之一。他给中国国有企业留下的历史印记，任何后来者都无法回避，这辆庞大的国有经济战车已经形成的路径依赖，如果今后还有谁希望做出某种改变，也会因此更加困难和复杂。

　　如果仅仅从形式上看，他是一个自我削权的大当家。196家中央企业，被以各种方式兼并整合，在他离任时，还没有达成他的理想目标——他开始设想是30到50家，后来又说80到100家。不过这些企业中的一些距离他的理想已经越来越近，比如说这些企业在中国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在中国经济中的控制力、影响力和主导性，比如说跟国际领先的同类型企业差距在缩小。作为一个大管家，他在任7年，国有资产从7万亿增值至20万亿，央企年上缴利润则翻了五番。

　　这里面可以有很多种解释。比如说，李荣融上任的那一年，正是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增长周期的第一年，中国经济此后经历了发展的黄金周期。再比如说，很多央企身处产业链上游，中国经济过热，受困于煤电油运的那些年，也正是中央企业利润一路狂飙的那些年。再有，中央企业至今也没有真正经受经济衰退期的考验——2008年下半年之后，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在将经济从低谷拉起的同时，几乎同时拉起了中央企业和大国企。

　　这当然是故事的一部分。不过你不能否认，李荣融做减法的方式，最终帮助他很好地完成了加法甚至乘法。

　　2001年初，当李荣融宣布国有企业三年改革脱困目标完成的时候，恐怕不会想到，两年之后，他就成为中央企业重组和整合的最重要推手。不过培育30-50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这样的规划在他担任国家经贸委主任的时候就已成形，历史给了他这样的幸运，可以继续当初的设想，而他显然也抓住了机会——2003年李荣融接任之初，世界500强中，央企只有6户，2010年入围的中央企业是30户。

　　不过，也正是这种加法让国资委和李荣融饱尝争议。央企从来没有从“垄断”的质疑中走出来，虽然李荣融从来都敢于正面回应这样的质疑，他辩驳这些企业已经身处竞争性行业，直指一些人“斜着眼睛看人”，但似乎无助于消解此起彼伏的“讨伐”声音。一面是中央企业的狂飙式增长，国有资产以几何级数增长，另一面却是民营企业相继退出一些市场领域，这也使得中央企业身后的国资委和李荣融备受争议。很多分析人士相信正是国资委的强势导致了民资的败退。市场中一直流传着在他主导下起草的央企进退路线图。不过从未有任何一份官方文件对此予以证实。但是，中央企业的实际操作，几乎印证了这一切的真实性。

　　李荣融在公众面前树立了雷厉风行和坦率敢言的风格。这种性格从他开始以“厂长负责制”接手一家国有企业就开始了。在那家无锡的企业，他大胆地裁撤冗员，以自己的方式重组经营层。这种看起来有些“独断”的风格，在他担任国企负责人之后却似乎看不到了。他在所有场合更多在承诺如何放权，不当“老板加婆婆”。这之后他力推中央企业的董事会制度，虽然这多少受到了新加坡淡马锡的公司治理启发，但与他当厂长的经历不无关系。李荣融从国企工人、车间主任而成为企业厂长，并先后在地方和中央部委宏观经济管理部门任职，这位当年的“小媳妇”明白被管得太多的企业会怎样。

　　但是令人感慨的是，尽管央企董事会制度是他最为看重的制度变革之一，他始终无法真正放权却正是因为——他需要一个能够为出资人负责的董事会，不过这一步始终艰难。李荣融试图让企业真正成为企业，即使是那些背负着正部级头衔，任命权都在中组部的大家伙，不过对国资委来说，这仍然是很难完成的任务。而这些显然也使国企始终无法摆脱某种泛政治化的符号，不管这样的符号是否恰当。

　　在他任职之初，因为郎咸平的质疑，一场国资大讨论席卷全国，国有企业要不要民营化，成为各方人士正义的焦点，甚至很多人将这一争论上升到还要不要改革的高度。这一场争论似乎无疾而终。而以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己任的国资委却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国资委以政府机构少见的高效率，频密地出台各种国资规范和管控措施，这也奠定了今日国资角色定位的诸多坐标。不过历史总是有着其令人无法预料的一面——李荣融离开之时，由78家央企退出房地产发端，国企角色定位再次成为争论的焦点，重新寻找改革共识的呼声也不绝于耳。

　　实际上，对于中国国有企业来说，李荣融所掌控的并非全部。从国资委成立之初，一部国资条例就限定了国资委真正成为所有国有企业的出资人代表和掌控者，此后的种种争议，则让金融国资始终游离于国资委的视线之外。而争议十多年的《国资法》最终实施，一年多来，留给国资委的却是更多的困惑——做一个纯粹的干净的出资人，这个法律确定的目标，但实现起来还有相当的距离。

　　不管怎样，记住这个人吧。这个人34岁成为江苏无锡第一家实行厂长负责制的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在他成为中国国有资产的大管家之后，却坚持不让自己旗下的企业成为“小媳妇”，发誓再也不当老板兼婆婆；他主导了规范国企MBO的一系列法规，但也经历了国企要不要民营化的大争论；他接手了196家中央企业，在他离开的时候，中央企业数目只剩下123家，可是这距离他的目标——50到80家——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他在任7年，掌管下的国有资产从7万亿增长到21万亿元，旗下央企年上缴利润超过万亿，可是任凭他如何解释，却始终无法让央企甩掉垄断的帽子，让自己远离国进民退的质疑。

　　也许这都只是事实的一部分，但是李荣融无可回避地成为处在聚光灯下的那一个。与其把所有这一切看作李荣融个人命运的一部分，不如将其视为中国经济乃至政治变革的一段路。历史会记住李荣融，恰是因为这种历史变革中尚难定论的纠结和尚未完成的一切，不管你喜欢不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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