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刘红

　　主持人：本报记者 刘红

　　特邀嘉宾：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本报专家组成员 宗良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暴露出当前国际金融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舆论普遍认为，到了构建新的金融制度的时候了。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本报专家组成员宗良认为，在此时机，我国需要加速融入国际金融体系，逐步提高我国在国际金融舞台上的代表性和话语权，这是实现和平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

　　记者：目前，我国的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您认为我国目前还要加速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的原因是什么？

　　宗良：应该说，融入国际金融体系是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也是我们真正融入全球体系的必然选择，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的提升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国际金融地位以及在该体系中对等的决策权和话语权。然而，我国在国际金融方面的影响力仍很有限。这不仅使我们无法在国际舞台上伸张自己的利益，而且也会阻碍中国经济，特别是金融市场的建设和金融产业的发展。第二，对维护我国金融安全至关重要。由于目前我国未能有效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特别是在一些重要的国际金融组织的参与度不够，导致中国境外投资资金流向处于国外机构和国家的严格监视之下，金融安全受到威胁。第三，我国融入国际金融体系也是金融全球化的必然要求。近期IMF通过研究，识别出包括美国、英国、中国等在内的5个国家在全球金融体系中具有系统重要性，这5个国家拥有全球广义货币的80%、全球贸易的47%，全球GDP的70%、66%以上的全球资本流动金额、接近90%的全球金融资产。可见，未来金融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必然要求像中国这样的重要经济体融入其中。

　　记者：此次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引起了人们对于当前全球金融体系的质疑，请您谈谈当前全球金融体系结构及各组成部分在处理国际金融事务中所发挥的作用。

　　宗良：应该说国际金融体系有以下几个层次：

　　一是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核心国际金融组织和机构，如IMF、世界银行、国际清算银行、OECD、G20等。核心国际金融组织主要负责国际间金融事务的协调与管理，在处理国际重大和紧急事务、维护国际金融稳定和改革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二是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区域性经济组织和机构，如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开发银行等。区域金融组织是核心金融机构的补充，它们的优势在于对所在区域各国的信息收集更加详尽、丰富，对区域各国的了解程度也更加深入。三是各类国际股票、债券、基金、期货交易市场等市场力量，尤其是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如伦敦金属交易所（LME）、芝加哥金属交易所（CME）等。四是一些中介机构如国际评级机构、投资银行等。尽管它们只是市场组织，但其影响力却不可小觑。

　　记者：为了更好地融入全球金融体系，趋利避害，您认为中国近期应重点做好哪些工作？

　　宗良：从战略定位看，我国融入全球金融体系主要分为中短期战略和长期战略。短期战略主要定位于全球金融体系的积极、主动的参与者。我国仍不是经济和金融强国，无法直接谋求全球金融体系设计者和领导者角色。但是，面对目前全球金融体系处于反思和变革这一契机，我们应对各项可能的改革应积极参与，主动调整和适应。利用这样的机会，成为被世界认可的全球金融体系主要参与者。长期战略主要定位于全球金融体系的贡献者和领导者之一，具有真正的规则制定、修改以及指引全球金融体系走向的话语权和能力。

　　从战略对策上看，可具体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提升。

　　硬实力提升主要包括：经济实力是基础。继续保持中国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确保中国经济的国际地位，是我们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最基本前提条件；金融实力是核心。中国还不是金融强国。如果想要真正成为金融强国，成为全球金融体系的中坚，就必须继续深化金融市场的改革等；在国际金融市场的权力是保障。融入全球金融体系，在该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必须在一些重要的决策上拥有话语权。2010年中国在世行的投票权从2.77%提高到4.42%，成为世行的第三大股东国。但这远远不够，我们应努力争取在汇率制度的选择权，全球金融资本的监管权、大宗商品的定价权或重要贸易品的定价权、对金融产品评级权等方面的权力。

　　软实力提升主要包括：一是积极推进多层次的人才参与及介入。包括激励和促进更多的高素质人员到核心的国际金融机构任职，提高我国在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软实力，逐步改变国际金融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被发达国家垄断的局面。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虽然东亚地区经济实力远强于南亚地区，但南亚地区却有大量人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任职，这些人才显然会提高南亚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影响力。二是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我国可以作为多极化力量中的一员和区域金融合作的主导者，争取代表众多新兴市场国家，为其他发展中国家争取利益，形成一致的声音，从而在国际经济金融政策制定过程中赢得更大的合法性和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