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黔生谢幕

　　李乐

　　“创业官员”悲喜录

　　编者按/ 不能否认，皮黔生与原滨海新区密切相关，但遗憾的是，和当初那片盐碱地一起迅速崛起的，除了滨海新区的高楼大厦，还有皮黔生的自负和专权。

　　皮黔生若还有心情回望过去，怕是非常渴望有一个相对完善的制度当他的“绊脚石”，能够及时提醒他功不抵过，有些错误犯不得。

　　像他这样的创业官员的谢幕之路何其艰难，在这条交织着权力和利益的道路上行走，皮黔生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滨海已无皮黔生。

　　当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前任天津滨海新区工委书记皮黔生因受贿而终获“死缓”之时，闷热了许久的天津，迎来了入秋以来的又一场小雨，只不过，在此时的天津滨海区，已经少有人能够记起皮黔生。

　　让皮黔生终获“死缓”的，是700多万元的非法所得收入。中纪委的调查已经持续两年之久，其间多次反复，在滨海政界甚至一度亦有“皮黔生复出有望”的传言，直至皮氏“双规”、“双开”之后，方才平息。

　　如今，当任何一个外来客商行走于滨海新区，遥望泰达足球场、泰达图书馆等颇具气势的地标建筑之时，或许很少有人知晓，这一切均与当年皮黔生力排众议在工业开发区上马“形象工程”直接相关。

　　“皮时代”自开发区开始

　　工人——军人——工人——名牌大学毕业生，几重身份的转换，几乎注定了皮黔生在仕途开始之时，便是一帆风顺。

　　1982年，皮黔生从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系顺利毕业，在那个经过十年文革浩劫的年代，在改革开放之初，已经感受到了对人才的极度渴望。南开大学毕业——这几乎是顶在皮黔生头上的“光环”，顶着这样的光环，皮黔生最终顺利进入天津市委办公厅工作，仕途藉此开始。

　　由于在天津市委办公厅工作，皮黔生有机会进入领导们的视野，一位已经退休多年的天津市委办公厅人士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当时办公厅的绝大多数人都认定，这个身材硕长的河南小伙，拥有成为“政治新星”的“潜质”。

　　“潜质”终归是“潜质”，如果没有发轫于1984年的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皮黔生的飞黄腾达或许将要被推迟很久，然而，这便是历史的宿命，如果没有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这个滨海新区的前身，或许亦不会有日后专权的皮黔生。

　　在天津市委办公厅工作还不到两年，皮黔生便迎来了自己仕途生涯中的第一次提拔。1984年，天津市决定设立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皮黔生被调至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在那片天津人从来不认为是天津的“地方”，他开始担任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政策研究室负责人。

　　据称，后来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及日后滨海新区颇为流行的对他的称谓——“老皮”便是肇始于此，此后，从开发区到保税区再到日后的滨海新区，皮黔生的命运便和这块曾经的“盐碱地”捆绑到了一起。

　　“当时到塘沽的交通很不方便，市里面找了很多人谈话，没有太多人愿意过去，但是皮黔生是个例外，几乎没有怎么做工作，他说自己愿意到‘有空间’的地方试一试，当时我们觉得，这样的表达方式在当时的官场，就有很大的差别。”前述天津政界人士回忆。

　　及至后来，在滨海新区刚刚升格为国家战略之后的一段时间，滨海新区的基层公务员甚至时常使用“我们滨海”、“他们天津”表达方式，个中微妙与皮黔生执政风格的联系，不言自明。

　　在那个年代里，开发区尚是一个多数人都陌生的概念，与既有政策、框架如何衔接如何区别，皮黔生在紧张之余，似乎表现得游刃有余。

　　这也奠定了皮黔生在滨海新区整个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也正因为这一切，当随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公司”成立之时，皮黔生成为了管理层当仁不让的人选，因为可能没有人比自己更了解与掌握自己制定的政策框架和运行机制。

　　“改革风云人物”

　　如果以当下的眼光衡量，彼时的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公司更像是一个集地方融资平台、基础设施建设公司、区域运营企业等多重角色——融资、土地甚至社会服务、行政管理等大权集于一身，皮黔生长期掌控这样的一家企业，自然决定了日后无论是开发区还是保税区抑或日后的滨海新区，都无法与皮黔生的个人命运，两相脱离。

　　与现在很多政府融资平台的情况类似，彼时的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公司，实际上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在开发区总公司担任经理之职的皮黔生，开始获得了自己晋升的“又一机会”，担任管委会主任的助理，这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副局级待遇的职务，他的晋升，在当时的天津政界，都引起广泛关注。

　　也正是从那时起，很多人意识到，皮黔生已经开始从一个“政治新星”向“风云人物”转变了，那时的开发区，江湖气甚浓，人们在风云人物前加上改革两个字，戏称皮黔生为“改革风云人物”，这样的称谓，后来也曾多次传至皮黔生自己的耳中，皮总是相视一笑，从不作答，但也从不推辞。

　　彼时的天津，正处在历史上政治、经济地位最为尴尬的时期，一方面，由于唐山大地震后，天津遭遇巨大破坏，但由于援建力量集中于唐山，而导致天津市的发展严重滞后；另外一方面，中国处在改革开放初期，市场规律发挥作用的前夜，整个国民经济的转型，让国营企业比重极高的天津，也开始步履蹒跚。

　　这样的尴尬结果便是作为直辖市的天津，甚至没有完成国民经济发展的第八个“五年规划”，但是，皮黔生“绑定”的开发区，却是天津经济的唯一亮点所在，也正是如此，皮黔生也得以取得天津市政府领导层的“又一次认同”。

　　提拔如期而至，从开发区总公司的一名经理，到管委会主任助理，再到开发区总公司副总经理、管委会副主任，最终，皮黔生平步青云，官至管委会主任。

　　“老皮”的“称谓”在此时变得名副其实。“此后，皮黔生的所有仕途就没有再离开开发区和后来的滨海新区，哪怕是短暂地担任天津经贸委主任期间，他也还兼任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工委书记。”前述天津政界人士说。

　　专权“皮四局”

　　皮黔生在自己逐步可以“专权”的时代结识霍津义并与之逐渐成为至交时，或许不曾料到，这将是改变他命运的又一个人。

　　霍津义，天津人士，皮黔生从不称其全名，而以“小霍”代之。霍津义被人认定是皮黔生最为倚重的“死党”，1998年是皮黔生与霍津义友谊的“关键年代”，这一年，恰是皮氏开始将开发区党政大权集于一身的起始之年，这一年，他开始担任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并兼任开发区工委副书记。

　　那一年开始，霍津义的职务，就已经是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财政局局长，掌握财政大权，而霍津义的擢升，实则来自皮黔生的提拔，后来，在他的一手“操办”下，霍津义开始先后兼任开发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开发区投资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执掌“收钱”与“花钱”的关键。

　　再看皮黔生。在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助理，到最终官至管委会主任、工委书记的平步青云的过程中，他的“专权”，已有显露倾向。彼时，开发区行政管理机构主要规划建设、土地管理、房地产管理、环境保护四方面构成，而皮黔生甚至一度同时兼任这四个局的局长，其过剩的精力，以及由功绩与声望转化而来的权力集中，由此可见一斑。

　　于是，在那一阶段，除了“老皮”之外，皮黔生又拥有了另外一个称谓——“皮四局”。

　　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等共同规划滨海新区的过程中，彼时已经集党政大权于一身的皮黔生提出，不仅重视招商引资，更要重视整体环境改善的思路，并依照此思路，提出上马泰达足球场、泰达图书馆等一系列公共设施项目，开支甚巨，因此而引来包括天津市政府在内的质疑与反对。

　　反对者的主要理由集中于财政负担。“因为当时开发区的财政还没有充裕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地步，而且，即便天津市市区，也因为财力问题，没有搞类似的项目，所以有人就提出来，这是不合适的。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下，天津市市级财政，也很难给予全面的支持。”前述天津市政界人士回忆。

　　然而，这一切已经不能说服习惯于一言九鼎的“皮四局”了。皮黔生当即在多次会议上强调甚至批评，“畏首畏尾改变不了投资环境”、“新区环境不升级，产业就不能升级”等等，而天津市市级财政的支持，在他的眼中亦不重要，他曾对下属坦言，“我们自己有融资平台，再加上我们自己的财政收入，上几个项目，没什么问题”。

　　最终，在几乎没有天津市市级财政支持的情况下，皮黔生自己通过自身平台的运作，成功完成了这些曾被人指责为“面子工程”的项目，显然，这将在日后，极大地增强皮黔生对于自己的信心。

　　用人存“祸患”

　　冥冥之中，似乎一切皆有定数。

　　2000年前后已经从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顺利毕业的皮黔生，已经对商业融资平台运营了如指掌并深感兴趣的他，开始将北方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纳入区域经济全局的地位考虑，于是，在控制北方国投之后，由于对多任董事长的专业素质以及能力不满，更换多任高管之后，“小霍”开始进入皮黔生的仕途舞台。

　　彼时的皮黔生做出了现在看来足以改变自身命运的一个决定，由霍津义出任北方国投董事长之职。

　　霍津义深谙“官场之道”。在担任北方国投董事长后，他得知此时的皮黔生之女——皮晓萌正在面临出国深造的机会选择，随即，霍津义向皮黔生提出，由他来操办皮晓萌的出国深造事宜，皮黔生应允。

　　随后，利用各方关系，霍津义将皮晓萌“运作”至美国常青藤名校——哈佛大学深造，并凭借皮氏的信任与人脉资源，成功说服美国花旗银行，最终，在皮晓萌哈佛大学毕业之后，成功进入花旗银行工作。

　　然而，或许在皮黔生意料之外的是，霍津义在2005年突然被中纪委双规，不知那时的皮黔生是否意识到，自己春风得意、平步青云、呼风唤雨的时代，正从自己的身边逐渐远去。

　　霍津义并不是北方国投第一位“出事”高管，在这个皮黔生极其看重的金融平台上，第一任董事长梁健三退职后便不知去向；第二任董事长戚文福则在2001年因为贪污受贿被判刑14年，这一次霍津义的突然跌倒，同样是出于经济问题，这对皮黔生，已经十分不利。

　　天津开发区一位前任官员向《中国经营报》表示，皮黔生任职时，是开发区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但是，皮有些事情和关系处理得不是很好，其中用人不当最受质疑。

　　除去梁建三、戚文福、霍津义外，其一手提拔的原开发区绿化办主任张万钧，在接受天津纪委调查期间自杀，而张万钧的“年代”，则是皮黔生在开发区大兴土地改善城市面貌与环境的“年代”。

　　“皮黔生自信任用‘能人’，霍津义就是这样的，他看能力，不是太看重人品、作风，而这样被他提拔上来的人，接二连三的出事，对他是一个很不利的因素，但是，在当时的开发区和后来的滨海新区，皮黔生的专权，很难让人对这种任用的标准提出质疑。”上述天津开发区的前任官员称。

　　从2005年~2007年，皮黔生接受组织调查的传言不绝于耳，但数次，皮黔生均“安全上岸”，然而，恰是在2007年由霍津义曾一手安插于花旗银行的皮晓萌的“回国”，让纪检部门找到了突破的缺口。

　　此时，滨海新区刚刚升格为国家级综合改革配套实验区，在此之前，皮黔生已经官至天津市委常委，而此时的皮氏，已过知天命之年，按照官场的惯常标准，还算得上是年富力强。

　　2008年8月底，皮黔生在美国花旗银行工作的女儿皮晓萌，回国期间被天津警方带走。两个月后，皮黔生被免去天津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工委书记职务，而对原因和处置不予说明，及至最后，在皮黔生被双规、双开之后移送司法机关，两年的“传言”终于成真。

　　司法机关的判决材料，似乎可以解开2008年皮晓萌被警方带走接受调查的谜团——1998年，在霍津义担任开发区财政局长、开发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和开发区投资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期间，将开发区投资公司的5000万元以委托放款的方式，通过北方国投公司借给荷兰欧加华公司使用。欧加华公司法人代表宋宝贵为表示感谢，送给霍津义美国花旗银行和美国运通公司发行的旅行支票100张，共计10万美元。这笔贷款获得皮黔生最终支持。

　　由此，曾经在滨海新区一言九鼎的皮黔生，在华彩仕途最终谢幕之后，终获“死缓”。

　　“官场外”的皮黔生

　　李乐

　　在人生中最为春风得意的那几年，皮黔生官至天津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工委书记，公务繁忙已为天津政界所有人熟知。但即便如此，每年有一个活动，皮黔生永远不会推辞，那就是南开大学的校友聚会。

　　皮黔生是正牌的“文革”之后第二届南开大学本科毕业生，后来，又在这所在天津乃至全国都颇为著名的高等学府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直至顺利毕业，后又攻读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顺利毕业，而如是经历，在同时代的天津本地官员中，并不多见。

　　直至开始接受调查的2007年之前，皮黔生每年春节前后都参加南开大学同级校友的聚会活动，其间均相谈甚欢，并无“官架”，而且几乎绝口不提工作与个人发展。

　　在1978年考入南开大学之前，皮黔生是“外来者”，也曾是工人和军人。

　　1951年10月，皮黔生出生于河南商丘，家境一般。后随其父母于“文革”开始之前，北上天津工作生活，至被双规的2008年，皮黔生57岁，也许其父母在携子北上之时，并未意识到他在日后的将近10多年中，会成为天津政坛闪耀的“政治明星”和“改革风云人物”，更未想到的或许是，皮黔生身陷囹圄的“命运终局”。

　　皮黔生一家北上的年代，是“工人”在中国社会中拥有至高地位的年代，皮氏家族虽然并无特殊背景，但却熟知政治风向，在一番努力与“运作”之后，皮黔生进入天津手术器械厂工作，正式成为一个当时受人尊重的“产业工人”。

　　及至“文革”开始之前，皮黔生在天津手术器械厂“春风得意”，一度有望“提干”，担任车间主任。不过，随后即将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让全厂的生产工作陷于停顿，主要工作忙于“抓革命、促生产”，此时，皮灵敏的政治嗅觉已经开始显现，因为文革，他似乎意识到了人民军队——这一组织在自身人生履历中的重要性。

　　于是，皮黔生应征入伍，开始了自己5年的“行伍生涯”。据其战友向《中国经营报》记者回忆，正是在这五年中，皮黔生一方面研读政治理论书籍，同时开始复习文化课，甚至一度在工农兵大学短暂开禁之时，所在部队还有意推荐皮黔生入读军校，但最终因为多方原因，而未能成行。

　　尽管如此，皮黔生显然还是看到了“大学的道路”。1978年，并未接受过完整高中教育的毅然决定参加高考，并如愿考取天津当时最著名的高等学府——南开大学。1978年的皮黔生或许意识不到，这将是他“政治明星”生涯的开始。

　　腐败的症结在于公示环节缺失

　　专访著名反腐研究专家、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林吉吉

　　梁宵

　　著名反腐研究专家、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林喆认为，反腐败的每一个环节上都应该做到公示，这样才能做到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而且，因为腐败是主体、客体、环境、制度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反腐也要综合发力，充分发挥各大监督体系的作用。

　　开发区官员腐败的诱因

　　《中国经营报》：最近几年披露出来的开发区腐败案件层出不穷，为什么开发区会成为腐败的高发区？

　　林喆：开发区是最容易腐败的，有几个很重要的诱因。第一，开发区是摸索阶段，是一个试验田，就允许有创新，有改革，一些官员就会利用这个政策的灵活性和实验性，为己牟利；第二，开发区有好的政策，投入的资金往往也很多，给了官员贪腐的条件；第三，开发区往往都是稀有资源，官员的权力寻租更有价值和市场。

　　正由于开发区是腐败的高发区，所以，监督和定期的检查制度尤其重要。其监督体系主要是党内监督和法制监督，后者主要包括事前、事中、事后的审计；而党内监督则有一系列的地方性法规和规定。比如资金的使用规定，政策的制订规定，项目之前的招标和项目之后的检查规定，这些地方的规定都应该是在政府网站上公开的。

　　公示和问责环节不能缺失

　　《中国经营报》：不仅是地方，中央也在不断加强制度建设，比如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一年一度的考核制度等，这些监督制度能够给反腐工作带来更好的效果吗？

　　林喆：大多监督制度存在致命缺陷。比如缺乏公示环节，在财产申报、重大事项汇报、干部年终考核中，都没有公示环节；在收入申报中，也缺少审核环节。比如说我们有举报人制度，但我们没有举报反馈制度，也没有举报人保护制度，很容易让这项制度流于形式；特别是缺乏检查制度，群众举报之后，举报材料又回到原单位，就是因为没有检查制度才会发生这种情况。皮黔生的案例也反映了党内长期存在的问题，就是我们在一些重要位置和重要环节缺乏有力的监督制度和监督措施，尤其是缺乏管用的、可行的、严密的、科学的监督制度。

　　另外，反腐败法提了好几年，到现在也没有出来，的确有很多的难处，但是实际上也不用面面俱到之后再出来，可以先出台一些粗的轮廓和重点环节；或者，在反腐败法缺位的时期，可以以党规、道德行为规范纲要作为过渡，但是制订的要可行，要科学，就是说违反了之后，一定要有惩处。归根结底，以后一定也要制定一个法典，4000万干部队伍没有一个法典是说不过去的。

　　《中国经营报》：许多落马的贪官都是违法操作多年，才一朝东窗事发，而在事发之前，多次被升迁提拔的也大有人在，这是不是也反映了目前官员选拔制度上也存在问题？

　　林喆：成克杰从1997年开始堕落到事发的1999年，一直处于被提拔中；胡长青从1995年开始堕落，一直到1997年败露，也一直被提拔，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组织部门可以查一查这两年提拔的干部有多少人落马了？为什么当时提拔的时候没有发现是贪官？监督部门也要看一看，为什么那么多贪官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溜走了，逃出去了？每当一个官员落马的时候，就应该问两个问题，第一是谁提拔的，谁考察的？第二，谁监督的？我们更期望的是，每一次一个官员落马，应该有相应的组织部门和监督部门的人员同时落马，要有人出来承担责任；我们要一查到底，这样才能起到威慑作用，不能每次都不当回事，慢慢就变成了顽症。干部用人失查和监督失位都要问责，这些都是有规定的，但是这些年来，220万的贪官，没有一个官员出来承担责任，最后成了一笔糊涂账。

　　用人制度的漏洞也是没有公示环节。任命机制中也提到了竞争上岗，但是竞争的过程是不公示的，只是公布一个任命结果，所以归根到底还是领导意志决定的；另一方面，干部推荐也不公示，干部出了问题，推荐者也应该付连带责任；有人不愿意打破这样的一种选拔程序，因为一旦实行了这种追究制度，那么干部就不能随意提拔身边的人了，近几年秘书频频被提拔，其实很能说明问题。

　　落马的开发区官员

　　2007年7月7日原合肥龙岗综合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李大海被双规。

　　2007年12月娄底市委常委、开发区党委书记谢文生被双规。

　　2008年8月浙江省宁海县人民检察院作出一审判决宁海县科技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尤君伟、李爱国犯受贿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并分别被处没收赃款8万元人民币。

　　2008年12月，重庆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主任唐文峰因犯受贿罪，被依法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300万元。

　　2009年4月，原温州经济开发区主任戴国森因涉嫌经济犯罪，被温州市纪委“双规”。2000年，戴国森开始担任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任。2006年8月，他还被确定为温州市级领导班子换届拟新进人选考察对象。

　　2009年5月，安徽省宣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主任周先义涉嫌受贿案在淮北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据检察机关指控，周先义于1997年至2007年期间，多次非法收受17人的贿赂款，并在土地出让、项目承揽、政策优惠、资金拨付、干部任用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

　　2010年7月，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贵阳市人民政府原党组成员、市长助理，贵阳市金阳新区管理委员会原党工委书记、主任(正处级)樊中黔作出一审判决，以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并罚判处樊中黔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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