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小伟

　　在第六次人口普查即将启动之际，北京日益膨胀的人口再度成为关注焦点。据北京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末，北京全市常住人口1755万人 （另一个统计口径是1972万人）。而“十一五”规划末要求，北京常住人口的控制目标为1625万人。不仅如此，根据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到2020年，北京总人口规模规划控制在1800万人左右。也就是说，北京常住人口事实上已经提前十年突破国务院批复的目标。在北京现有的人口中，外来人口的比重已经占到了40%以上，而且有进一步扩大之势。

　　北京作为资源输入型的特大城市，98%的能源靠外地调入。快速的人口膨胀不仅导致水、电、煤、气、油等资源供应紧张，而且也给城市带来了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的巨大压力。首都的另一个称呼是“首堵”。一项研究报告显示，北京居民堵车成本335.6元/月，居国内城市之首；在全国113个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城市中，北京市排名倒数第六位；未来十年内，北京市人均水资源量将不足300立方米，而300立方米是国际上公认的不应突破的底线。还有垃圾围城、幼儿园门前长得让人绝望的报名队伍、沙丁鱼罐头般的地铁车厢等等，都无不显示出这个城市因为过多的人口而带来的烦恼。

　　由此，合理地控制人口规模自然也被政府提上了日程。去年北京“两会”上，市长郭金龙在政府报告中首次提出，北京将“逐步实施人口调控目标责任制”。今年7月底的北京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上，北京市委书记刘淇也提出，人口过快增长与水资源和土地资源等紧缺的矛盾，是制约北京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有效控制人口过快增长，是北京面临的重大考验。

　　这种考验并非北京所独有。中国其他大城市如上海、广州等都面临同样的烦恼。那么如何控制人口规模呢？几乎所有的人都把突破口放在外来人口的控制上——大城市尤其北京在就业、教育以及其他公共服务上的天然优势，成为人口流动的主要目的地。

　　对于外来人口的控制，相继有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提出应该设置门槛，限制外来人口进京，在其他的大城市，类似的提议也不绝于耳。而在北京，对“人口倒挂”村庄已经开始实行封闭式管理，并将此模式向全市推广，试图通过建围墙、安街门、设岗亭、封闭不常用路口，减少人员的流动来消解负面效应。

　　我们称上述方式为人口控制的路径依赖，即通过以前惯用的行政手段来限制人口流动，达到人口控制的目的。这种“一堵了之”的做法从一开始就有悖于民众迁徙自由的普世价值。从效果上看，也不尽如人意。北京是户籍控制最严厉的城市，但人口目标规模却一破再破。

　　我们认为，北京人口的合理控制应该调整其产业机构，即北京的定位。北京不应成为政治、经济、文化、金融、工业等所有门类的中心，这带来的结果只能是所有的人都齐聚北京“淘金”。北京应该先确立自己的合理定位，然后政府通过制订产业规划，再由市场来决定岗位，个人决定自己的去留，即通过市场来调节人口流向。当下很多人选择逃离“北上广”其实就是市场调节的结果。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当年，英国政府为解决伦敦人口过于密集的问题，提出“大伦敦”概念，通过城市组合以及不同的分工和定位来疏散伦敦中心区工业和人口。这个做法应该值得北京借鉴，加速京津冀一体化建设，构建“大北京”，将北京的工业以及人口向周边地区疏散，以缓解北京自身的压力。这就要求北京利用自己的辐射效应，带动周边地区的繁荣，从而增加周边城市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但现在的状况是相反，北京对周边地区的吸附效应远大于辐射效应，由于人才、资源不断向北京集中，北京周边地区发展相对缓慢，形成“环京津贫困带”。让周边地区富起来，才是当下北京市政府为解决人口压力而要做的工作。

　　来源：经济观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