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尔德北京报道

　　国民的主观幸福感

　　未必随经济增长而增长

　　《21世纪》：8月7日至10日，你主持了首届中国国际积极心理学大会，推动大会探讨社会转型期经济发展与国民幸福问题，推动和谐社会建设。从整体上，你如何看待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心理问题？

　　彭凯平（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教授）：我们现在正处在社会心理问题集中爆发的拐点。按照心理学界已有的认识，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达到3000美金时，就会产生剧烈的社会心理变化，其社会心理矛盾冲突最为严重。今年中国的人均GDP有望达到3000美元，接下来是中国人均GDP从3000美元向6000美元过渡的时期，这就意味着我们将面临严峻的社会心理挑战。这一挑战的突出表现就是人们的主观幸福感未必随经济增长而增长，心理疾病的发生率大大提高，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会超过其他生理疾病。

　　根据我的观察和总结，从社会文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社会心理主要有五种典型表现：第一，飘，无根心态。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出现，人们不得不离开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来到陌生的城市和其他地方，造成了人们对自己归属感的困惑；第二，争，竞争心态。在中国城市生活中，一种千军万马蜂拥而来的社会竞争感给人最大的压力；第三，害，受害心态。由于社会变迁和陌生感及社会规则存在一定不公正，有人会产生一种受害心态，以受害者的情绪来分析社会问题，因此无论政府和他人采取什么样的行动，都会出现怀疑、刁难、偏激、苛刻和对抗的反应；第四，恨，仇恨心态。普通人受伤害事件的频发，往往会导致部分人的仇恨心态，造成攻击和暴力行为不断出现。第五，惑，矛盾心态。由于中国社会的剧烈变迁造成的新旧价值观间的冲突，以及价值观念与行为之间的冲突，这就使得我们在行为的道德判断上出现很多迷惑。

　　我认为，解决中国社会转型期间的上述社会心理问题，就是要建立适合中国崛起的大国心态，应该强调仁爱、平等、民主、理性、自立、宽容的人格特性。它应该是一种坚忍不拔的克服困难的决心和力量，也应该是我们民族所需要的社会心理特质。

　　执政者应提高国民的“幸福资本”

　　《21世纪》：当人们的主观幸福感不再随经济的增长而增长，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执政者要转换思路，从目前的发展至上转换到一种新的执政理念和思路？

　　彭凯平：GDP至上，“以发展带幸福”这种观点一厢情愿地认为，收入水平上去了，国民就幸福了。但根据国外的发展经验和我们的研究，人均GDP到了3000美元这个临界点，收入提高并未给人们带来真正的幸福。这就促使我们去反思。

　　在人均GDP到达3000美元之前，以发展求幸福是可以理解的，人民需要解决温饱问题；但人均GDP到达3000美元，光发展经济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关注国民的心理幸福感、社会关系的和谐，否则不但不能维持发展，还有可能出现衰退。

　　这就要求那些已经达到小康水平的富裕城市和地区，努力拓展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不能再延续过去那种只强调发展，为了发展而发展的执政模式，而必须以幸福为本，视发展为实现国民幸福的手段之一，实现从“以发展带幸福”到“以幸福带发展”的转变，提高国民的“幸福资本”。从长远来看，这也将是中国未来的必经之路。

　　《21世纪》：那些有条件的地区如何实现从“以发展求幸福”到“以幸福求发展”的转变？

　　彭凯平：实现这一转变并不容易，因为这是系统性转变。

　　首先要改变那些根深蒂固的观念，比如发展是万能的，金钱能带来幸福。我们必须意识到，幸福本身是有价值的，这种价值不是虚的，我们在心理学上称之为“幸福资本”，这种虚的资本可以转化为实的资本。

　　其次在方法上要改变。如果是“以发展带幸福”，手段可能比较单一，无非是投资，盖房子等这些物质刺激手段；如果是“以幸福求发展”的话，除了经济利益以外，还可以运用心理安慰、精神奖励、信仰追求等非物质手段。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可以去尝试各种创造性方法。

　　此外，要慢慢改变人们的评价体系。当人们的物质欲望不断膨胀的时候，人们会不断适应已有的物质水平，很快产生新的不满足，这样的循环容易让人产生不幸福感。这就需要我们把人们的价值标准从物质转移到幸福上，强调内心体验的价值。人们的评价体系和观念一样根深蒂固，这一改变也是漫长的。

　　在执政思路的转换过程中，执政者对已有模式的路径依赖是一大挑战。不过，打破这种依赖的途径也很多，值得鼓励和推广的是自下而上的努力，比如江阴、无锡、杭州和唐山这些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都在努力摸索幸福城市之路，为民众谋取更大幸福。这种地方经验多了之后，对后发地区会形成示范和带动效应，当它们汇集成一种全国性运动时，原有的惯性就彻底被打破了。

　　《21世纪》： 你曾经提出，中国有着关于幸福讨论的丰富思想资源，我们应该参与国际上的幸福话语权竞赛，具体该怎么做？

　　彭凯平：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参与幸福科学和幸福话语权的建设与讨论，中国自然不能甘居人后，这种参与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中国应该有一些中西合璧的人才，参与国际上有关幸福的协会和学术研究的讨论。其次，我们得研发一些自己的独特理念，总结出一些代表中国特色的实践样本，这样我们在国际上就有实实在在的成果去宣讲，去推广。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要争取主动权，自主组织一些与幸福科学或幸福话语权有关的活动，把别人吸引到中国来讨论和参与，我们应当主动去制定游戏规则。